文章来源：山中说史

在日本，最常见的色彩是什么？先不要回答粉红——樱花的颜色，如果你去那里旅游一趟，一定会被眼前一片亮银晃得头晕目眩。在东京，打上一辆出租车，司机是银发老人；入住酒店，拿箱子的侍应是银发老人；在餐厅里吃饭，端菜的服务员是银发老人。也许，当你像电影《非诚勿扰》里的葛优那样，被招牌上的四个美女吸引，信步进入一间小酒馆时，会发现迎接你的竟是四个搞怪的老太太！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达到了“超老龄社会”，这让历届政府都非常头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民平均寿命高达83岁，位居世界第一，也昭示了日本在养老保障上的成功。在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次评比中，日本还被选为全球最适宜养老的国家。

事实上，日本也并非一开始就是老人的天堂。恰恰相反，从前，日本民间曾留下了很多关于“弃老”的传说。

“弃老山”

相传，古代日本，由于生活贫困，口粮有限，一些老百姓中便有“六十一过，糟蹋粮食货”的说法。在民间传说中，某些地方年过六十的老人会被儿子背到山里扔掉，时间长了，这座山便成了“弃老山”。1956年，日本作家深泽七郎还以“弃老山”为原型，创作了风俗小说《楢山小调考》，这部小说改编的影片，获得了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养老问题，首先是一个财富问题。在任何一个物质贫困的社会，养老问题都会变得异常困难。在漫长的时间内，日本社会对老人的奉养，更多地取决于家人心中“孝道”的多寡。至于社会保障，直到战前都处于零星状态，只有诸如军人等一些特定群体才能享受。

然而，传统的人伦，终究敌不过工业化浪潮带来的生活模式的变化。1953年，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创作的经典影片《东京物语》，便描述了一幅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图景：一对老年夫妇前往东京看望儿女，大儿子太忙，没时间照顾他们，女儿十分吝啬，生怕为父母花一分钱，两人来回踢皮球，推卸责任。在品尽了世态炎凉后，老夫妇返程回家，母亲很快因病去世，老父亲孤独地坐在家中，感叹着“一个人度过一天，像是特别漫长”。

收入倍翻

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经济初步恢复的时期。就在《东京物语》完成的同一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幸福指数攀高，这一时期，日本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劳资矛盾突出等问题凸显。从1955年开始，痛感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应有回报的工人们每年春天都要发动罢工，被称为“春季斗争”。

1960年，借“日美安保条约”修订，日本民众发动大规模抗议，成功赶走了当时的首相岸信介。接任者是池田勇人，这位新掌舵者早年就任大藏大臣时，在《均衡财政》一书中便提到，未来的日本政府的执政纲领应当是谋求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使人人都有就业的机会，增进社会福利——事实上，也就是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据此，他高调地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用十年时间，一方面实现高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消息传来，日本人简直乐疯了，人们欢欣鼓舞地说：“每月收入将要增加一倍啊!”“那将要成为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啊!”全都铆足了干劲。

同时，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也开始加速制定。从1961年4月开始，日本政府拿出111亿元启动资金，实行《国民年金法案》，根据该法，国库承担总费用的1 /3，剩下的由行业、个人负担。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20岁至60岁的人都要强制加入，个人缴纳年金满25年，且年满65岁，便可定期领取养老年金。生活贫困的公民，可享受减免的待遇。这样，老年人的收入及医疗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此外，民间企业雇员和公务员还可参加“厚生养老保险”，一些企业还有自己的企业年金，满足了不同层次国民的养老需求。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实行了七八年就已经提前完成了目标，扣除通胀因素，日本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65%，比起中国人面临的“钱多了但是钱也毛了”的局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好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使日本一跃跻身强国行列，还让以“工作狂”闻名世界的日本人在奔波劳碌之后，不必再担心自己成为一名一穷二白的屌丝。

在1967年的一次统计中，已经有将近九成的日本人具有了“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到了八十年代，甚至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即便后来“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的贫富差距依然很小。在2008年上映的日本电影《东京奏鸣曲》中，我们可以看到惨遭公司裁员的男主角虽然最终当了一名清洁工，却依然可以支持孩子去实现钢琴之梦。

老人的生活则更加悠哉游哉，据报道，如今的日本，老年人是最为富有的一个群体，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掌握了全日本50%的储蓄，这些都是年轻时积攒的结果。再加上优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的生活相当滋润，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全球各个著名景点。

日本政府依然试图将自己的社会保障改进得更好些，2009年，日本将国民年金中政府负担的比例从原先的1/3增加到1/2，“这表明政府在国计民生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田香兰认为。

不过，有钱也并不意味着一切。

居家养老

同中国老人一样，对于受东方文化熏陶的日本老人来说，能够“死在自家的榻榻米上”才算是比较像样的晚年。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祖孙几代生活在一起的传统大家族逐渐解体，年轻人们摇摆在“事业”与“孝道”之间，《东京物语》中那种冷漠的家庭关系并不鲜见，这难免让老人产生幻灭感。根据60年代的一项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近四成不知如何打发余生，60%以上的老人靠看电视消磨时光。

为此，1963年，日本又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关于高龄者福利的专门法——《老年人福利法》。该法着重推行养老的社会化，例如成立“老人之家”等养护福利机构，建立老年人定期体检制度，向老年人家庭派遣服务员等。值得一提的是，该法连同《生活保护法》、《老年人保健法》等法案，都强调了家庭与亲属进行赡养的义务。

政府还着力将一些老当益壮的人重新推向工作岗位，使他们焕发“第二春”。日本各地都设有“银色人才中心”，他们掌握着该地区老年人才的基本情况，向用人单位推荐并派出工作。对雇佣高龄者的企业或公司，政府会发给一笔“继续雇佣奖”。对于某些大部分员工是老年人的“老龄职工公司”，日本政府除了补贴，还会额外向这些企业及公司发放贷款。于是，许多老年人活跃在很多出租车、酒店、餐厅等服务行业，填补了日本年轻劳力匮乏带来的缺口，还减轻了老人的孤独感。正如一些报道中，有日本的老年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的那样，其实自己有稳定的退休收入，儿女也不用操心，出来工作，“主要是想使自己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对那些不能再走向社会的老人，日本也有完善的保障体系。随着数十年间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出台，一批等同于养老院的“老人福祉设施”被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具备住宿、医疗、娱乐等条件，虽不奢华但功能齐全，入住价格低廉，仅用国民年金便能支付，对困难人群还会减免费用。

相对于我国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局面，日本养老院的解决之道是去除由“行政措施”分配资源的方法。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田香兰指出，“日本机构护理设施数量也有限，但带有政府补贴性质的养老院针对那些低收入人群，私立养老院面向中上层人员。而且，严格遵守护理保险制度中规定的要护理认定程序，因此可以保证让最需要护理的人进入护理设施得到相应服务。”

不过，在很多人眼中，养老院一般建在郊外，亲人探视不方便，老人也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因此，日本养老的重心也逐渐向居家养老偏移。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帮助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项目。

这样，原先的养老院越来越多地被“托老所”取代。家人如果上班、或者出去旅游，都可以把老人托付在这里，回来后再接走，在一定程度上既不加重家庭的负担，又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服务的质量也有保证，精细的日本人一向不缺乏对用户需求的把握，通常，托老所房间进门处会有插拐杖的地方，为了防止老人着凉，椅子上会缠上布垫子。每天有专门的营养师调理食品，吃饭前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带着大家做食前操，“啊、啊”喊两下，促进咀嚼。

目前，为了争夺客流，一些具有商业色彩的托老所还打出了“特色服务”，例如，有些机构会强调他们主要“针对老年男性”，器械技能训练为主；有的会强调他们“针对失智老人”，有的日托所则强调自己的煲汤“有营养”。

田香兰说，“（中日）两国居家养老措施的最大差别，一是日本居家养老是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础，老年人利用居家护理服务时自己只负担10%的费用。我国居家养老，所利用的服务都需要自费，老年人负担很重。二是日本有专门支撑护理服务的专业职称及资格考试，专门人员等。三是日本居家福利种类很多，居家服务分13大类，而社区（地域）服务种类达6种。我国虽然近几年发展了社区老年护理，但很多流于形式，缺少实质性的服务。”

完善的护理种类，和较少的收费——日本老人享受的依然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不过，政府并非全能，也有管不到的地方，民间组织便在此时登场亮相了。

民间协力

1995年，日本横滨市一个名叫“互助·泉”的社区互助组织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在吃饭上都存在很大困难，为此，这个组织开始提供餐饮配送服务，他们设立了一个餐饮制作场所，专门为此类人群售卖廉价的便当。截至2004年3月，该组织年配送便当三万多份。与此同时开展的还有“接送服务”，于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得以乘坐组织的专车，走出长年闭门不出的家。由于其高度的公益性，“互助·泉”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组织几乎所有相关设施都是在居民们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的。

在日本，这种活跃于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还有很多，由于扎根民间，他们对政府触及不到、又为人迫切需要的服务往往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并能寻找第一时间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往往还有上下沟通的作用。例如，活跃在川崎市的“玲之会”，是一个由家庭主妇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平时，她们除了组织老人唱歌、做游戏、做手工、健康讲座等，还会通过一个名为“Diamond club”（钻石俱乐部）的活动，联系不同社区的志愿者和老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并试图传达至相关部门。“互助·泉”组织理事长吉川则子也曾向横滨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推动社区建设事业的提案，并被采用。

而对于这些无孔不入的民间组织，日本政府没有采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态度，而是积极协助其发展，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一番“促进”后，很多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

当然，今天的日本，有些养老问题是政府和民间都会感到挠头的。例如被舆论忧心忡忡的养老金制度。由于老龄化过高，年轻人太少，1990年日本国民年金参保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供养比为5∶1，到了2009年已经下降为1.8∶1，预计到2060年会收不抵支。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青年，当未来成为老人时，很可能没有人供养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拒绝再缴纳养老金。为此，日本政府已经被迫进行了多次养老金改革。这个已经给予国民高福利待遇的国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高福利继续下去。想必，他们不断调整的养老政策也会给一衣带水的中国以新的启迪。

行文至此，想起一件事，前文中提到的日本电影《东京物语》，它的女主角原节子前两天刚以95岁的高龄去世。

（推送编辑：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