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野岛刚（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日本资深媒体人）

在东京想看孔子像的话，可以去御茶水。

御茶水是东京的学院派中心。这里聚集了很多大学和专科院校，日本最著名的书店街、神田旧书街就在附近。位于江户城北侧城壕一端的这片区域，从江户时代起就是日本的学术中心。

御茶水有一处名叫汤岛圣堂的地方。传说这里能帮助学子金榜题名，每到大学入学考试的季节，都能看到孩子们来到坐落于此的一座3米高的孔子像前，深深鞠躬祈祷。

前些天，我带一位研究日中关系的年轻的中国学者来这里时，他大吃一惊。因为这处汤岛圣堂孔子庙的建立，远远早于中国人大量涌入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

汤岛圣堂可追溯到1690年，始于五代将军纲吉把江户幕府儒学教师林罗山的宅邸内的夫子庙（先圣殿）移设，进一步扩大规模并加以修缮，作为江户幕府的官学府。从那时起，与孔子庙相关的一系列建筑物被称作“圣堂”。

那之后，1797年又进一步扩大规模，开设“昌平坂学问所”，当时参考了过去朱舜水（中国明朝的遗臣）为水户德川光圀制作的孔子庙模型。里面供奉的孔子像也是朱舜水带到日本来的。这处汤岛圣堂见证了日本人是如何努力学习儒教，将它作为一门学问去专研，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迹。

中国文豪鲁迅年轻时曾到访汤岛圣堂。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进入了专门招收外国人的弘文学院。在那里学完日语后再升入高级学校。鲁迅在弘文学院的老师的带领下去了汤岛圣堂。

老师善意地告诉鲁迅“看！很怀念吧。好好拜一拜贵国最受敬仰的孔圣人吧”。可鲁迅的内心却充满厌烦，心想“已经受够了孔子才来日本的，可到了日本后还要拜孔子吗”？当时中国正值革命前夜，去海外留学的年轻人心中充满了反儒思想，可日本人却误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就都是虔诚的儒教徒。

这有点像“只要是日本人都无比尊敬天皇”的误解一样，但稍有不同的是，日本人一千多年来始终从中国引进儒教的各种各样的学说、教义，奉为人生的导师敬仰学习之，所以对于“中国人讨厌儒教”之类做梦也想不到。

说到这想起了另一个比较相似的误解，我经常听中国人说“日本的儒教文化圈如何如何……”，可是日本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属于儒教文化圈。文化，如果是以宗教背景为依托的话，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佛教，在此之后才是儒教。因该是这样一个顺序吧。而且，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在日本都被视为宗教，但只有极少数人将儒教定义为宗教。

关于儒教的内容，毫无疑问日中之间也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差。

我有一位朋友的名字里带“忠礼”二字。他今年50岁左右，和我几乎是一代人。他的父亲是孔子学说的热心读者，因此给他取名时使用了在儒教中与“仁”、“义”并重的“忠”、“礼”二字。最近很少看到有人起这样的名字，但昭和时代前期的日本人还有着从中国古籍中给人命名、选择雅号的习惯。

可是对于忠与礼，日本人与中国人的认识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些理念在两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其重要度各不相同。极端来说，日本人极其推崇忠，中国人则不及；中国人十分推崇礼，而日本人则不及。

在日本最有人气的历史剧要数“忠臣藏”的故事了。一位主君遭到敌人暗算，家臣们为了雪耻报仇，制订了缜密的计划，最终将仇敌杀死。在三国演义中，日本人最喜爱诸葛亮与关羽，这种感情中就包含了对他们忠诚精神的感动。

日本特别强调的是“灭私奉公”的精神，即完全不考虑自己、无条件地忠诚于主君的姿态。日本的江户幕府利用儒学者宣传着忠的理念，试图最大限度地在武士阶级推广这种对幕府有利的社会道德规范。

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精通于日中文化比较学的王敏认为，忠的理念在中国并没有如此彻底。虽然忠诚非常重要，但对愚相与昏君的效忠并不会得到好评。简单地说，就是向恶者效忠者本人也会变成恶者。总之，在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情况下，盲目效忠的行为是被否定的。

而日本的忠则是盲目的忠，并不存在评判主君善恶的普遍标准。与根据“天命”来判断领导人善恶的中国价值观相比，日本在本质上存在着些许差异。儒教在日本吸收了当地的风土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原型得以保留，但运用方式出现了差异。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不存在“天命”一说，忠诚只是偶然相遇的君臣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

而关于礼，中国人已经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其体系在三千年前就已构建完成。毋庸置疑，种种礼仪都体现出了中国的文化与精神。例如，中国人非常重视秩序与阶级，这既是出于对礼的尊重，也因为礼本身就是社会秩序。

但日本人对于礼的喜爱程度并不高。人们都说日本人懂礼貌，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礼仪原本是礼节的一种，“见到他人要低头”“受到照顾时要表示感谢”——日本人都记着这些礼仪，并且一直都在实践，但并没有思考过“低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既定规则，日本人能够很好地执行，但由于其中并没有深层的思考，所以在日本，礼的理念内部的精髓出现了空洞化。

茶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种仪式，茶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自身的含义。但现在的茶道老师连这些含义都不知晓，只是一味地专注于忠实还原这些动作本身。

忠与礼在日本与中国的应用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而它们也正反映出了两国之间微妙的不同。总的来说是因为在儒教的宗教性部分和处世之道的部分中，日本人没有接受儒教的宗教性部分，而只接纳了处世之道的部分。所谓处世之道，换言之可以说是“人的伦理”。

在日本只有名字上称其为儒教，但并不把它作为宗教，而是用于“教育”“教养”等含义。总之，它是一门作为学问、教养而存在的“儒学”。在中国，从很早以前人们就讨论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了，但在日本这样的讨论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在日本，儒教没有类似祭祖先、祭天地那样的祭祀活动。

还有，对我这样学中文的日本人来说，最头疼的是中文里对亲属关系的称呼有着严密的区分。

在日本，人们称呼亲戚的叫法非常单一。在中国人看来或许太随便了吧。“叔父”、 “伯父”也不区分，都叫“おじ”就可以了。而在中国，跟父亲的哥哥称“伯伯”，跟父亲的弟弟称“叔叔”。对母亲的兄弟也分别有不同称呼。为什么要区分这些亲戚的叫法呢？因为这与祭祀有关。不确定好明确的称呼和序列，在祭祀的时候就难办了。

日本人对于亲戚的称呼方法不像中国那样被明确化，是因为原本日本没有作为祭祀而存在的儒教。后来才传入日本。

总之，儒教在日本被人们选择性地接受。

比如对待家人、祖先的讲究，婚丧嫁娶等仪式，只吸取儒教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人们为人处世、人生哲学等方面，儒教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大。日本式精神的代表、武士道中就深受儒教的影响。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孔子和他弟子的名言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比如“今年40岁了，进入不惑之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甚至不知道这些典故来自中国。

可是，要说日本人信奉儒教吧，我的回答是NO。日本人选择性的吸取了儒教。它作为一门学问是必要的，但关于其背后的宗教理念，日本人没有接受。

这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尽管吸收了西洋的科学技术，但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受基督教文明一样。中国人当年对待西洋文明时“中体西用”，日本人对待儒教的接受方法大概就是“和体中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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