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声，腾讯·大家专栏作家。旅日多年，写了几本随笔，被称作知日。

我过过“城市型狩猎采集生活”。

上世纪的1988年东渡日本，怎么营生呢？登门向早来一两年的同乡讨教，只见满屋子家具和电器，真叫人瞠目结舌。要知道，那年月大陆整个为这些东西狂。同乡很得意，告诉我全部从路边捡来的。有谁从一无所有而暴发为“小康人家”的吗？彩电、冰箱、洗衣机以及当今大陆游客来日本抢购的电饭锅，应有尽有，全都是垃圾，即坂口恭平在著书《从零开始的城市型狩猎采集生活》中所说的“城市物产”。城里一年四季盛产垃圾，像一座原始森林，狩猎、采集就足以过活。

不过，我没有上街捡，而是日本朋友送上门，但不久便世故，原来这些大件属于“粗大垃圾”，丢弃为难。有一天，同乡找我帮一个小公司老板丢垃圾。不记得是倒闭还是换新，把办公桌椅等装上车，老板开着满街转，最后开到了一处高架路底下，有一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荒草地，觑四周无人，赶紧扔了进去便逃之夭夭。这老板当然是纯种日本人，几年后同乡也创业当老板，听说爱打高尔夫了。虽然泡沫经济已到了尾声，但入夜，街边常见电视、冰箱什么的，好心的日本人还贴上纸条：此物还能用。同乡又指教，买吃食要等到晚上超市关门在即大减价。就是说，跟翻捡垃圾箱找食儿尚有一步之遥。当我们这些异邦人厚起脸皮在东京讨生活的时候坂口恭平才十多岁，他生于1978年。

（资料图：日本人丢弃的整齐的垃圾）

坂口鼓吹这种在城里可以靠捡垃圾过活的生活方式，其实他并没有过过。他一家三口居住七十平米公寓，另外租有事务所，好像还造了一个移动式住宅；因为有轮子，所以法律上不算房子。他说：“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都绝对能活下去。”突然来到东京这个大城市，没有工作没有钱也能活。垃圾箱里有吃的，住在哪里呢？那就学学流浪者。日本的流浪者，以前叫“浮浪者”，但时代一新，人心不古，这个词也变成歧视用语，于是拿英语的homelessness代之──日本人常用外来语遮丑。也叫作“路上生活者”，可知是居无定所的人。他们不行乞，更不会在街头或地铁上拦路甚至于缠人，看上去安静祥和。据说加拿大等国，流浪者集中在温暖的地方，而日本有二万多流浪者，冷暖之地各半，仿佛也证明着日本的独特。初到日本，看见一些流浪者在新宿站西口地下广场边上用硬纸板搭建小屋，将可卧身，很有点茶室之趣。友邦惊诧，“每事问”便问到原由，日本人答曰：他们是懒汉。我却不禁暗羡：若混迹其间，就不用租屋，甚至也不必打工，偶尔还会有免费的午餐。问题是他们的住处并非风雨不动安如山，1990年代中期有个叫青岛幸男的作家兼演员被选为东京都知事，说这些流浪者有独特的人生观与哲学，强行修一条通往都政府的自动人行道将他们从新宿站西口驱逐了。所以，坂口从小就问：日本国保障生存权，就应该没有路上生活者，可为什么露宿街头的人这么多，甚至还剥夺他们搭小棚子的权利呢？

偶尔去上野的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林间有好些蓝塑料布帐篷，犹如流浪者的营地，虽然不礼貌，却总要驻足张望他们的生活。从加油站讨一个废弃的蓄电池，去秋叶原用一万日元买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窝”在里面还可以用电器，当然用不上空调，冰箱也断断续续。当年我住的是“四帖半”，一个铺四块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比他们的帐篷大不了多少。茶道讲究欠缺简素，压根儿就不是穷人的追求，正如现在中国城里人又吃糠咽菜了，若提升其审美也不妨称“道”。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电话还限于高干人家，我来日本也没有立马装一台。某日，一个日本朋友突然想约我，干脆发电报，邮递员给我送上门，于是喝酒去。今夕何夕，想起这类糗不禁又浮一大白。

说日本人节俭也常是言过其实。它四周是海，对“海幸”（海产）从来不珍惜，吃生鱼就是个浪费，远不如中国人料理得只剩下骨头。用稻米酿清酒，把米粒磨掉的越多越好。书读了就扔，尤其多如垃圾的漫画浪费着森林。我也从站台垃圾箱里捡过报刊，看过又丢掉，但比较鬼祟，终不能像流浪者大大方方。以废物利用的名义对垃圾管理得越来越严，书报、瓶瓶罐罐之类的“资源垃圾”不能随便捡，违犯受处罚，断了流浪者的财路。回收的垃圾往往也不是他们日本人再利用，而是弄到发展中国家去卖钱。欧美人夸东京干净，看不见垃圾箱，其实是二十年前发生了欧姆真理教放毒事件，到处把垃圾箱撤掉。最近在东京站的厕所里看见一个小招贴，说是要努力在主要检票口附近设置垃圾箱，以便利乘客。流浪者被社会抛弃，但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有多么浪费，现代人多么不自由。当上流浪者，大概就会像坂口恭平说的：“那时你就从政治、经济、劳动以及所有的东西解放，获得只有你自身能行的生活。”可话又说回来，以垃圾为生，这样的城市生活恰恰建立在普通人日常的丢弃与浪费上，若没有人制造垃圾，城市就不再是森林，而变成沙漠。“靠‘城市物产’过活是你唯一能干的革命”，此话倒不假，只怕也要被质疑，这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革命的意义或价值何在呢？

（资料图：日本人大量丢弃漫画书）

当然，坂口恭平不是要煽动人们去实践“城市型狩猎采集生活”，其苦心在于启发人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换对“房子”、“工作”、“生活”的固有观念，最大限度地发现最小限度的生活。像流浪者那样，像擦鞋匠那样在街头支起一把阳伞，没有四壁却拥有全部空间。坂口学建筑出身，但没有建筑师资格，是不建的建筑家。建筑家的使命似乎就是建，建才能有钱，但放眼日本，建筑已过多，令坂口感到绝望。他要建鸟巢似的房子，从流浪者的小屋看到了希望之光。他认可的建筑家应该思考城市，能够将人与人居住空间的关系性彻底构造化。著名建筑家隈研吾在书评中指出，作者试图重新定义建筑和世界。人以生活、进步为名盖满了房屋，登高俯瞰东京城，地球简直像长癞的怪物。有统计，日本将近六千万户房屋，其中七百多万户因各种原因而无人居住，东京就空了七十万户。坂口以摄影起家，还搞当代艺术，令人疑惑他是否在搞行为艺术，不过是美术中的寓言而已，却也若有所思：固然不想狩猎或采集山货海产般的垃圾，在城里过原始生活，但是该不该奢望更大些的房子呢？

坂口恭平的书出版于2010年，前些天偏巧翻阅了大前研一的一本书，名为《低欲望社会》，2015年4月出版。这位年过七十的经济评论家断言：安倍首相的经济政策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日本领上绝路呢？一言以蔽之，因为他及其智囊们不明白当下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低欲望社会”。日本现在是没有大志的时代，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欲望，这就使日本不断地衰退。长此以往，“斜阳”日本就再也站不来了。宏观经济学家们鼓吹的经济理论不管用了，使国民有野心和欲望才是日本经济学家的课题。他对2014年以来红极一时的《21世纪资本论》的论点不以为然，说“重视外国先生的主张是日本人的恶癖”。关于经济问题，日本人也不免强调日本特殊性。大前说：日本的经济现状是世界不曾经验过的。个人握有1600兆日元，企业也留着320兆日元，但企业和个人都像守财奴一样不花钱，这也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贷款利息低得史无前例，年轻人也不买房子。大前多年宣扬的经济心理学，就是要刺激人们的“邸欲望”，放开胆子花钱。

大前也承认“年轻人越来越不太有欲望，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性选择”。他开出药方，例如源源接受异质的移民和留学生，使竞争激烈起来，使在同质社会中懈怠的日本年轻人产生紧张感、危机感，靠自己的这点能力吃不上饭，不更加努力就可能流浪街头。年轻人要有半年后可能实现的具体目标，付诸行动，人生就是这样积累的人取胜。不要去嫉妒中国的崛起，像明治时代“追欧”，战败后“赶美”那样，重新做日本梦。

人欲横流，像国人来日本疯玩狂买那样，我是不是也应该替日本想，房子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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