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废藩置县创造了全国共同市场，同时通过征兵制创立了近代化军队。尽管如此，一直到“日清战争”前，明治政府威信低下，各个地方弥漫一种对明治政府抵触乃至敌意的情绪。同时日本列岛各地居民，其“国民”的自我认知并不很高。此外，人们存在强烈的“嫌军意识”、“避战意识”。但是，“日清战争”即我们说的甲午战争开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央政府态度转变。战前日本社会中的“嫌军意识”也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优待军人”现象。许多研究著作认为，这场战争，引导日本民众逐渐产生对国家应尽义务的自觉。有一学者指出，日本民众将这种自觉内化、“国民化”。其结果，天皇成为兼具西欧式立宪君主与传统神权式君主两副面孔的主权者，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国家”诞生。

对清朝开战后，整个日本处于一种“疯狂的昂奋、陶醉”状态，过激的民族主义崛起，社会存在“异常”。这场战争通过报纸、杂志、照片等方式传播。战争中，文人十分活跃，重镇文人纷纷奔赴战地。从军记者诞生，报业极大发展。战争期间，民众争先恐后阅读报纸，学校播放战争幻灯片。

从近代国家形成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是一场声势壮大的“国民形成教育”。 佐谷真木人说，“以这场战争为界，日本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变。在日清战争前后，社会的看法完全变了。……”用一句话说，日清战争诞生了“国民”。以日清战争共同体验为中心，日本完成了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转变。

日本政府、媒体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战争中，日本国民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侮辱情绪空前高涨。这导致日本原有的中国观彻底崩溃，形成蔑视中国的观念。在战争中，日本原有中国观颠覆，负面中国观形成。战时，大量从军记者从中国传回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其中除歌颂日军“英勇善战”外，还包括大量清国士兵如何怯懦不堪一击，清国人民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等报道。此外辫发，缠足，吸食鸦片，家居、厕所不洁异臭，都被认为是野蛮的表象，遭到蔑视。

有人认为日本蔑视中国人的风习来自明治初期。某日本人在其评论著作中说，明治初期，日本民众中产生蔑视支那人的感情。因为明治维新后，东京附近有许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十分悲惨。他们不少是居住在横浜西洋人家中的佣人。日本人知道了那种悲惨境遇及生活态度，于是对他们产生了蔑视的感情。

此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把中国视为“恶友”。1885年，日本启蒙主义精神领袖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社论中提倡“脱亚论”。他说“为今日谋事，我国不能等待邻国开明，共同谋求亚洲复兴。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我们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不应因其是邻国而予以特别关照，只如西洋人对待他们那样处理即可。如亲近恶友，则不可免除同样恶名。我们应从心底里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中国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猪木正道在《军国日本的兴亡——从日清战争到日中战争》中写道：“日本国民，蔑视十分脆弱、败退的清国，他们把中国人称为‘ちゃんごろ’（zhongguoren的讹音）。正是因为以往日本对中国伟大文明怀有极大尊敬，故他们对清朝如此虚弱十分震惊。这一战加剧了蔑视中国人的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