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和男先生已故去多年，至今我仍在寻找他的痕迹。搞哲学的人知道，他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大儒三浦梅园(1723～1789)的后裔。他撰述很少，但这不影响他的评价，因为学界承认他的实力。

他像一头傲视群雄的狮子穿过校园，迎面的学者驻足脱帽，向他致敬，而他则颔首微笑，算是回礼。一次，他告诉我，他是文学部的邓小平，一言九鼎。我不知道他的比喻是否正确，但他在这所日本名校的权威却毋庸置疑。

据说，他懂欧洲所有的语言，外加中文。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听他讲中文，如录音机放的课文，准确但缺少语气词。他说他完全是自学。此后，我多次看到围绕他的，有各国学生，他跟他们讲德语、英语、俄语等。他在课堂上旁征博引，绝非等闲之辈。

他喜爱酒，尤其是绍兴酒，第一次见面，我们喝了5家店，从下午3点到早上3点。终于，他忘了回家的路，在我那狭仄的房间里睡了下来。再一再二，我们后来又有多次同样的“壮举”。一次，醉意朦胧，他突然问我，“我像一个人，你猜猜”。他轻抚蓬松的络腮胡子，期待地盯着我，我告诉他，他满意地笑了。

20多年前，日本的许多大学教室没有空调，也没有安装今天这样多的电子设备。但是那时的大学，似乎比现在多几分从容，每到日暮时分，有的教授拿出威士忌，和朋友在研究室干上一杯，然后或讨论或分头继续去做自己的事儿。

那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曾叱咤风云，领导教工“反封建”。他还曾留学苏联，不过，他说，他的成果只有宿舍门前陡增的伏特加酒瓶。我去他家，看到前庭后院荒草丛生，室内沙发“皮开肉绽”，好像他的钱几乎都喝酒了。我想，我能理解他如此钟爱酒的世界。现实中他是成功者，但在理想的追求上他是败者。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但他无法释怀。

他认为我应走学术之道，为我提供了很多机会。而那时自己年轻气盛，非要追寻梁启超的足迹。现在回想，他有先见之明。当时，真的很难为他，为我那份可怜的小报，数九寒天下大雪，他竟裸足趿双拖鞋帮我发行，邮局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学问家。

不论晚上睡觉多晚，清晨4点他一定起床读书，他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但是，还是时间不够，他终于没能完成自己写作中的专著。

最后那次，我是在电车上与他不期而遇，他人已消瘦，但精神尚可，还在学着什么，我问，他给我看一个小单词本，是波斯语。

我想，他的病与酒有关，有一段时间，他好像好些，但终于不治。他太太没有责怪我这个“恶友”。三浦先生的故去，是她告诉我的。我还记得，听到她的电话，我陷入沉默，我仿佛沉入大海，而回过神时，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有段时间，我每周去一所大学讲课，都要路过他家，但总远远望着那个“不修边幅”的院子，总想，彼岸的他是否有好酒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