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上世纪七十年代赴列岛观光后，曾写了一篇游记“东瀛模样”，特别深刻地剖析了日本的文化：“第七世纪的时候，日本学生到唐朝来，学去了中国的吟诗。但是，这极其风雅平和、纯属灵性的文士活动，到了日本，却变成了锻炼‘丹田之气’以强身的一种方法。在台上表演吟诗或雅乐的时候，也不忘加入腾腾‘杀气’。当你看到他们在‘诗吟会’上，竟然也都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会再一次认识到，他们的民族不同于我们的民族。那逼窄的胸襟，有仇必报的忍性，绝无我中华民族冲穆祥和的气质，和雍容大度的民风。他们极力教育自己，守法，守礼，学一切所当学；模仿一切所当模仿；但他们只为了要使自己强过别人，而绝不想和别人‘共存共荣’。”

罗兰女士年轻时饱经沧桑战乱，她自己形容“当年在日本强敌的铁蹄声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春天”，所以这次东瀛之旅，很快就在触景伤情中变得意兴阑珊。那祥和别致的美景：枫红层层的市区，间杂错落的农宅、夹道的古松、幽隐的小径……全都化为一份痛感失落的陌生。女作家在散文里表达出的悲伤让人忍不住为之心痛：“……这里不是天津，不是台北，而是东京！这里不是我生长的地方，不是我立业的地方，不是我要观摩的地方，不是我要赞美的地方，也不是我要凭吊的地方。这里是东京，是记录着昔日蛮强，今日嚣张的；记录着昔日血腥，今日铜臭的东京。”

初次阅读罗兰女士的散文，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这篇“东瀛模样”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十几年来，每当遇到日本的文学艺术，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怅触的感觉，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真的就那么不值一提吗？后来，读到一本精通日语的专家的著作，他认为“越是敌对的国家，越应该好好研究”，带着这种“研究敌国”的观点，我开始接触日本的文学作品。那些长篇小说和抒情诗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倒是觉得几位名家的散文非常优美，如志贺直哉的一个短篇随笔《牵牛花》：

“……以前没有觉得牵牛花这么美。这是因为一向早上晏起，没有机会看到刚开放的牵牛花，而见到的又大多数是被太阳晒蔫了的，让人觉得纤弱，所以我对这花一直喜欢不起来。但是，今年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醒来，看见了刚刚开放的牵牛花，便觉得这水灵灵的花非常美。与康乃馨、天竺葵相比，这种水灵灵的美是别具一格。牵牛花的寿命可以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吧。看到牵牛花的这种水灵灵的美，不知何故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这大概是少年时代就知道牵牛花是水灵灵的，可是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到了老年才感觉到了牵牛花很美吧。”

志贺直哉（1883—1971）在日本被誉为“短篇之神”，他这里描写牵牛花的文字就像刚开放的花朵一样清新水灵。他的传记里介绍说，在日本侵华期间，志贺直哉拒绝发表任何作品，《牵牛花》是战争结束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想不到，文字风格如此淡泊与从容的作者，竟是这样一个同情中国的好人，因而对这位老先生一直敬佩不已。

志贺直哉这些充满了早上灿烂阳光的文字，使我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品性和品味。樱花和富士山可以比喻为日本文化的特色：柔可如樱花，暴烈起来则像喷发的火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不喜心计的民族，有时候看见日本旅游团，像一队幼儿园儿童似的跟着导游站在街口，齐刷刷地等着红灯过去，我就会哑然失笑，因为他们的表情和模样都相当卡通。然而这个民族卡通起来，会不计后果地轰炸珍珠港，会在一段时间内让山姆大叔和“日不落”帝国难以招架。

当日本人终于明白，老是向别人挥舞拳头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就选择了向外输出文化。日本输出文化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简单，和我们在海外建街道、树雕像、舞狮子、挂红灯笼不同，他们喜欢到世界各地种樱花，在华盛顿，在武汉，樱花都成为装扮春天的美景。人们在欣赏这些清丽的花树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中国和美国，当年同为日本的死敌，东洋人把美丽的樱花载到对方的土地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中国和那个强大的盟友又曾在人家的土地上留下了什么纪念物呢？

一直很喜欢樱花，觉得樱花是那样的柔美，那样的宁静，那样的和平。喜欢樱花，喜欢志贺直哉，更喜欢那个记忆里永不能忘的山口百惠，但是，还是不喜欢日本。不过，从华盛顿和武汉的樱花图景里，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不平凡之处，他们在战争失败后，勇敢地向敌国拿出鲜花，那既是一种独特的修为，也是一种难得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