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11世纪前后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崛起于日本社会，成为以后近千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江户时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学的名分观念，倡导与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的伦理观，形成为武士道。武士道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层，同时具有了独特明确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又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刀剑与纸笔之间达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风并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为试刀、练剑而经常无故砍杀路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层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成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国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刚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诚，其次是勇敢，这是尚武传统与禅宗结合的产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武士的自尊意识极为强烈，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荣誉可以不顾一切，以至于切腹自杀。17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传统武家文化(尚武精神)与儒学的忠孝名分观念，禅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武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长期陶冶的结果。

禅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羁绊，无视生死差别，视死亡如梦幻才能“见佛成性”。这与武士临战时“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这样，禅宗便被广泛运用于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通过这样的训练，其人生理想便会追求如樱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于疆场，以报效主君。他们理想的生活是所谓的“血泪生活”——即勇敢与忠诚。这种生活追求如同樱花一般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

武士的精神境界为日本国民广为向往、憧憬，成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追求在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极易形成施暴冲动与铤而走险的赌徒心理。这在历史上日本进行的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显现。明治维新后，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却融入日本国民的灵魂。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行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质朴精神，这都来自于武士道。之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更广为人知。所以有人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维模式多变而复杂，崇尚刚猛，有恃强与冒险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强者，蔑视弱者，敬畏主君，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其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倾向于极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体现了典型的“耻辱文化”，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无视客观事实，相信“精神长住，灵魂不灭”；为追求名誉可以不择手段。其价值伦理认为，人的双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两个同属善的范畴构成，前者用于处理与上级、集团内部、敬畏的强者之间的关系，后者用于对手。这种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战时尤其在国外，就会成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国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斗、不怕死、不认输的特征与这种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日本人从不承认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日本人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日本人认为谋得尊者、贵族、上层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相反他们把人生当成一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