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政治家吉田茂说过，重视教育事业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而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也正是它的教育制度。这是曾在日本担任大使的美国“日本通”赖肖尔的结论，也是日本人自己的结论。

日本在明治新政府成立仅4年就设立了文部省（教育部），随后又制定计划，要建立一个以法国为样板、以普及文化为目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二战后，日本实行教育改革，实行9年义务和完全免费的教育。在这种体制下，日本很快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高中毕业率就约达90%，居世界前列。虽然日本大学入学率不如美国，但大学毕业率则较高。就文盲率而言，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不到1%，而美国是20%。

日本人读书看报的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报刊、杂志还是图书，无论国际时事还是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他们都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统计，日本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定期订报，其人均订报居世界前列。据1979年的调查，52%的日本人除读报外，还读一本周刊杂志、一本月刊杂志。这些年来，尽管受电视、互联网影响，但日本人均报刊发行量仍是最高的。

日本的报刊对新事物十分敏感。有什么新学说、新知识，马上就成为报刊的话题，跟着就要出书。日本每年出书四五万种，二战以来日本翻译的外文书籍近40万种，甚至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外文书，日语版与原文书同时出版。

为适应日本人的学习需求，日本政府为办教育电视台拨出了大量预算，编排和播放各类实用节目：有外语讲座；有普及卫生保健知识的节目；有教授诗歌、绘画、手工工艺的节目等，还有针对不同群体的特殊节目。

日本人一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养成了离校后仍然继续学习的习惯。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并不因此就自封为专家，还要接受专门训练。毕业生刚就业时被称为见习生，要长期接受特殊训练，然后才能成为一名普通职员。熬上普通职员也要时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如果单位里没开办学习组织，则安排职员到外面学习或奖励他们自学。

日本政府派到国外进修的不是青年大学生，而是在机关里工作过一两年的年轻有为的人。这些被派往国外进修的人，对自己机关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能有的放矢地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务省为例，进中国课工作的人，最初两年在外务省内转一圈，然后派到北京语言大学等校进修中文。中日建交之初，日本派到中国来的第一批留学生就是外务省的年轻官员。他们在北京学一两年中文后，又被派往世界各地了解外部研究中国的情况。进修完毕后，再到驻华使馆和驻香港总领馆工作，让他们研究和处理实际问题。这些人干几年后回到外务省，就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了。

在日本，读书不只是年轻人和一般职员的事，政治家和大小老板、经理也有浓厚的读书风气。据调查，中小企业的总经理平均每月看3.5本书，每天的读书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有钱人可以不读书的想法在日本是行不通的。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或在学术上有影响的人都得不断地学习，否则，就会受到轻视甚至讥讽，认为他成了“没用之人”。

在日本学术界，许多年逾古稀的老学者还活跃在社会上，参加各种活动，继续研究并加以发表。在日本，文人学者的社会地位非常高，广受人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