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自然肆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如此重创袭击下，日本内部社会秩序却保持了极其稳定的状态，令外界印象深刻：市民上街避难主动让出主干路，楼道避难分坐两旁让出中间通道，安静地排队候车或商场购物，教师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并关闭电源，公共电视台多种语言播放震情及自救方法，学校、公园等公共避难所迅速搭建简易厕所等设施，这些场景呈现出的，是一幅全景式的高效、专业应对地震和次生灾害的公共秩序场面。

教育培养秩序

日本平民面对巨灾的秩序感和镇定气质，实际上就是一种整个社会面对灾害的韧性表达。这种韧性的普遍养成，当然可以从国民性格中去寻找解释。比如，生死无常的人生观的浸透，比如，视风雅为清冷之物的美学，都会对国民的行为习性起到鼓励和规制作用。但是，社会秩序观的形成，从来不只是哲学的结果。哲学更多地影响个人行为，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协同，和协同后的行动范例。

巨灾面前，对于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恐慌足以让自利性代替共利性，足以打破日常的协同习惯，从而损害平常秩序。强震中的日本社会仍能保持良性秩序，展现社会韧性，固然有国民性的因素，而更主要是持之以恒的，通过教育、防灾培训和社区建设而推进的非物质化的社会建设的结果。

立法完善救灾机制

尽管日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对危机教育的高度重视，但是，仍然要付出惨重代价。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政府救助的不力，居民区道路规划不利于救援，木制房屋抗震能力差等问题，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在此之后，日本的民间灾害组织普遍发育生长，居民区规划更加合理，经过三次修改的《建筑基准法》强行规定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的8级水准，使用期限须超过100年。救灾机制细化到灾后10小时、100小时、1000小时，根据人们不同的心理情况制订不同的行动程序。在不断完善的救灾机制中，社区和市民的作用得到了超过政府作用的重视。

发挥民间力量救灾

日本“3·11”强震后，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市民的行为而似乎少见政府行为，奇怪谁在组织领导，原因即在于：通过社区和市民组织的发育，已足可担当凝聚社会基层内核、组织基层市民的作用，政府可在更宏观层面配置调度资源，合理指挥救灾。

实际上，一场巨灾所导致的灾难，不仅在于生命的逝去和财产的流失，还在于精神的创伤，个体的无助和反常行为的出现等等，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也不仅是经济和慈善资源倾斜的过程，在这些宏观重构之外，还有大量的微观重构。更多的时候，微观秩序决定着内部社会的秩序是否稳定。单纯依靠政府完成对所有层面的、情况复杂的建设，不仅难承其荷，也做不到资源最好配置。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大力培育社区和市民组织从事微观管理，是一个高效办法。市民参与管理可以带来的另一个正面发散是，在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主导下，人们常常会展现出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3·11”强震是大自然带来的又一次重大人类灾难，共同应对灾难是我们的共同主题。应对灾难既包括人道主义的传递，也包括对于灾害应对机制的深入思考和完善。这种思考和完善，本身就是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