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一结伙容易干坏事，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细细想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道德观念淡薄。在古代日本人虽然属于儒教文化圈，但一直没能建立像中国那样完整系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他们对孔孟之说的吸收只限于一个“忠”字，却把孔孟倡导的“仁义”抛在一边；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洋，很容易地接受了西方政治的权力概念和科学技术，却对西方价值的核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抛在一边；二战以后，一亿日本人忙着发财赚钱，眼里只有竞争二字，没时间也不愿意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

这样，仁义道德对日本人而言始终是外在的，没有在心里扎下根。因此，日本人的脑子里缺乏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在道德上如“墙头草，随风倒”。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其言行举止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侨居欧洲就会按欧洲人的道德规则行事，如果生活在美国也会很快入乡随俗。由于缺乏固定的价值观标准，日本人判断是非还容易受权力观念和功利意识主导，其结果就是“只要有利的就是正确的”。日本著名学者高桥敷就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同胞：“无论是在战争时还是在工作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二是集团的巨大压力严格限制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在日本集团内部不允许存在自我，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所要做的只是听从上司的命令，追随团体内的大多数一起行动。迄今为止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为团体和国家尽忠的行为才能得到记载和讴歌。

一个日本人从儿童时起就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上按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这样，团体成员自我观念的普遍丧失，使得“作为团体的日本人缺乏自制能力”，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非曲直是集团的事情，自己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即使是冒险犯罪也会因“大家一块干”而心安理得。

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个人的自由和完全独立为前提，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日本人则强调集团的重要性，个人与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他民族难以形成的巨大合力，推动日本社会跨越式发展。今天的日本之所以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爱抱团”的民族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