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年，对生活水平和质量诉求的急剧高涨，正在掀起一场“生活大革命”。比中国早富裕几十年的日本打造了全球最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形成了一大群支撑高品质生活的相关产业，中国人对日本生活文化产业的认同正在不断升温。

　　3月24日，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新华社环球杂志社联袂日本内阁官房于北京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通过推进中日生活文化产业的交流，促进中国生活质量和水准的提高。

　　2012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中日企业如何寻找新的合作领域，促进两国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对两国企业、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嘉宾涵盖相关产业的领导、专家和企业高层，包括中央财经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崛之内秀久、日本原财务省事务次官杉本和行。

　　“酷日本”与“酷中国”

　　来自中日消费文化产业的知名企业界高层在研讨会相互交流了生活文化产业面临的环境变化和挑战。

　　来自日本的嘉宾均表达了对中国在“3·11”大地震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日本企业在发展生活文化产业方面的经验。来自日本角川控股集团的角川历彦董事长认为，在欧盟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为迷茫的年轻人解决就业，是稳定政治经济局势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内容经济，这是日本政府“酷日本”文化发展战略的核心。而中日两国在这一方面，可以寻找进一步探索的机会。

　　日本爱贝克思音乐版权公司社长、日本音乐出版社协会会长谷口元表达了对中国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表达了担忧。他认为，数码时代的年轻人与上一代存在着巨大的代沟，要填补这一鸿沟，创造“酷日本”与“酷中国”，就需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下功夫。日本佳能(微博)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小手川大助也认为中日应该建立全球适用的知识产权体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陈晓东认为在发展贩卖场等方面，确实可以向日本学习，培养成熟的行业工作人员，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卖场。但是，他认为，“酷”固然好，但如果在中国不适用，就不用“装酷”，中国更应该借鉴日本企业的教训，而非经验，创造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领域，而生活、消费文化领域的发展已经得到所有城市、地方的重视。江苏镇江市代市长朱晓明提出，在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将达到5亿，这将给生活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镇江自古以来就与日本有着丰富的交流，此后可以从旅游经济、美食经济、特色经济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与探索。

　　消费文化的中日合作

　　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生活大革命。日本也不例外。在论坛的讨论环节中，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提出，日本在经历生活大革命时，打开了国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逝。比如音乐与电影，日本本土的产品已经占据了国际国内的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日本而非欧美旅游，日本生活文化产业的经验已经得到更多中国人的认可。中日相互把对方当作文化产品主要出口对象的时候，双方文化都会变；当中日文化产业人士携手合作时，就是“亚洲时代”的到来。

　　消费文化是文化发展的质量问题。“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了弯路，最初没有重视消费，没有重视内需。希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要犯日本的错误，从高速增长转往稳定增长，从依赖外口转往依赖内需的发展上来。”日本7银行董事长安斋隆先生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则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目前应该关注几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包括微文化、卡文化、养文化、宅文化、玩儿文化、区文化。中日文化相近、消费观也相近，在走向和平的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就能获得共同发展。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穆荣平提出，消费文化是软实力，其产品是有形的，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服装食品，但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是无穷的。消费文化围绕衣食住行展开，而科技创新是衣食住行得以提升的根本原因。另外，没有本土文化的支持，消费文化就不可能成功。

　　中日两国专家和企业界人士还就中日文化贸易、中日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城市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