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的十年是怎么走的，值得研究。

　　日前，日本政府公布了去年的GDP数据，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的猜想被证实。对此，国内以及全球媒体广泛议论。“世界第二”，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日本42年的“第二”历史也许可资参考。

　　1969年7月，法国《世界报》驻远东记者吉兰的《世界第三大国·日本》在法国出版。这里说的“世界第三大国”，是指前一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苏，实际居西方世界第二。当年12月，日文版在东京出版，半年之内竟然15次再版。

　　据该书译者井上勇说，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可以不知道吉兰，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不知道吉兰。从二战前开始，吉兰即长驻东京，向法国媒体发回了大量日本报道。同时，他也与日本知识界交游广泛。翻读这本书，可以发现吉兰对战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十分熟悉，书中充满对一个崛起大国的赞叹乃至溢美。当时，日本国民的确为本国的经济成长感到骄傲甚至陶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知识界中对于当时的“GDP增长至上主义”十分警惕。当时，有个叫高桥敷的物理学家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中译名为《人性的荒野》)，批判了GDP至上主义。这本书成为“经济至上主义”的一服解药。有意思的是，《丑陋的日本人》与前述《世界第三大国·日本》同一年成为日本畅销书。

　　近年，国内书界推出很多“世界看中国发展”的译著，如德国记者弗郎克·泽林的《中国密码》、法国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的《当中国改变世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其实，读了吉兰的《世界第三大国·日本》，你也许会大吃一惊，发现“中国赞美论”的原型尽在其中，当然，只不过40年前的主角是“日本”，而今天则是“中国”。

　　其实我们不必很在意西方人的恭维。正如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目的是警醒西方文明一样，今天西人写东方崛起，最根本的推力是其背后存在的文明危机意识。这些书，不论主角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最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赞美的进步，不过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世界的放大。至于经济增长的尽头是什么，他们却一直讳言。

　　今天中国的发展，不过是压缩了别人的时间，增加了别人的规模，所以在遭遇的问题上也十分相像。例如，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可以说是中国今天的一面镜子，我们完全可以拿来照照中国。1968年日本GDP跃居西方世界第二，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此后因为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上涨。同时，为稳定汇率，日银购入大量美元，造成国内流动性增加，诱发物价上涨。此外石油危机爆发，燃料、原材料价格猛涨。日本1973年CPI同比增加15%以上、1974年CPI同比增加20%以上。此外，当时日本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居住拥挤，污染严重。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的十年是怎么走的，值得研究。当年，面对CPI狂涨，日本采取的措施值得参考。当年，日本以调整产业结构、实行技术革新来应对通胀。以钢铁业为例，整个钢铁行业推广“连续铸造法”，这种方法节省大量重油，每吨钢材能耗降至以往的1/3。再如，石油危机后，日本全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发展能耗较少的服务业。那段时期，日本连锁店、连锁餐厅、超市等服务型产业发展很快。这些产业实行统一厨房加工、冷冻，因此能耗降低。如此，日本企业大约用了10年时间，成功将产业结构转为低能源依赖型，增强了抗击输入性通胀的能力。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日本1970年代初期出现通胀，日本政府实行紧缩，削减了大量公共工程项目，但却投入重金增加国民福利。1973年，日本对70岁以上老人全部实施免费医疗制度，同时把国民医疗保险个人负担比率从50%降至30%。

　　1974年初，时任大藏大臣福田纠夫在国会讲演时说：经济发展本身并非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为国民提供舒适的生活、健全的环境，经济增长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据现在的日本老人回忆，1970年代起，日本用了大约10年时间，让环境大为改观。这一期间，日本全国兴起强大的消费者运动、市民环境保护运动。鱼重新回到河里，废气废水得到治理，蓝天重现日本上空。正是在通胀最严重的1970年代，日本实现了经济转型。

　　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面临来自内外的转型压力，如何才能把这两种压力变成转型动力，国外转型的经验还是很重要的。笔者以为，这种经验告诉我们，转型就是告别以“物”为中心的社会，通过确立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建立一个各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容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