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日本各地都大力开展儿童读书活动，每年都要对推动儿童读书有贡献的单位进行表彰。另外，日本有很多报社、研究所和社会调查机构坚持长期对儿童读书状况进行调查，比如《每日新闻》社自1954年开始就每年进行一次学校读书调查，向社会公布结果，引起全社会对读书的重视。

    “父母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与中国一样，日本历来重视家庭教育”，高益民表示，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中国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日本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学生考上大学后，学费由父母负责，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小柴昌俊考上东京大学后，第一学期物理全班级倒数第一，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据高益民介绍，日本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全部是国立大学的毕业生，除2位以外，其余14位本科都出身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这4所战前曾作为“帝国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成同社告诉记者，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而这极易造成学术研究的断档。”成同社说。

    “日本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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