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东京讲演，题目是《21世纪日本的选择》。讲演一开始，他指出冷战之后，世界将由3个集团（东西阵营及不结盟）过渡至七八个文明，而其中，日本作为世界的主要文明，将参与21世纪“文明推动的政治”。

对亨廷顿将日本划归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学者见仁见智。有人说亨廷顿“高抬”日本另有目的。但笔者以为，有必要考察一下，亨氏究竟凭什么将日本划为一种文明。不妨先看看亨氏对“文明”这一概念的认识。亨氏认为，规定文明的因素是价值观、信仰、社会制度、社会结构而非人种。而且文明是多种文化的集合，具有涵盖性。

一些人认为，日本已经完全服膺欧美文明。但亨氏却指出，日本是孤立的国家，其他文明都包括几个国家，而日本文明则与国家一致。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非西欧化”是日本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说，尽管日本是最早获得近代化成功的最重要的非西欧国家，但这个国家即使登上现代化巅峰，却仍旧保持了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方式、行为规范等非西欧要素。亨氏注意到，与中国相比，日本缺乏“革命”的传统，历史上，对内日本人更加强调“忠”君，强调秩序，不愿“破”。他们宁愿不破而立。亨氏说，“因为不存在分裂社会的痛苦及伴随流血的革命，日本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同时也建立起高度现代化的社会”。

以佛教为例，其在日本传布，就曾面临过如何与本土宗教相处的问题。很多研究表明，面对佛教教义严整的压力，缺乏逻辑体系的本土神道教首先向佛教靠拢。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本地垂济”，意思是说，神佛本来同一，在印度是佛（陀），但来日本“垂迹”后则为神道的神。古代神道面对外来价值体系压力，灵活应变，恰当处理彼此关系，合理解释了神佛关系，维持了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也促进了社会稳定。这种价值体系中的灵活性，此后多次变异，不断为日本价值体系的彼此融合提供武器。

这种对文明协调的态度甚至渗透至家庭生活。日本的公寓建设，往往在同一套房内，设计和洋两式，和式铺榻榻米，洋式则是地板。饮食也是如此。日本人家中，常会备日、西两种餐具，以适应不同饮食。在外饮食，更是如此。很多餐馆，都在餐桌上准备好筷子、刀叉，假如客人点日餐，服务员才撤掉刀叉。

为维护传统，日本创造了很多“制度”，其目的都是维护权威。在很多人看来，日本是一个两面的社会———既保守又革新。长时间以来，日本依靠这种“既保守又革新”的权威主义方式，维持稳定，寻求发展。近代两次大规模社会转型，即明治维新与战后民主化，都是自上而下型。这也许能说明日本传统“制度”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在一些学者看来，日本这个国家非常坚守传统文化，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日本完全西化了。其实，这种认识的差距恰恰反映了日本的特点———日本具有多面性或是文明的弹性。日本创造了自己吸收域外文明的方式。

也许，亨氏对日本文明的规定，存在很多层含义。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亨氏的文明分类学，不仅仅是看影响力，而且还看这种文明是否真正能在协调、融合中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