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从原则上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不一定要牺牲增长率，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推进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这种转型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消费。
　　和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在目前出口形势严峻的时候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如果要继续通过增加出口，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去提高增长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还得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甚至可能还要贬值。但我认为贬值策略很难实行。因为现在是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关键时期，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如果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肯定会引起贸易摩擦和很多批评――12月初人民币略有贬值便已引起很多意见了。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也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出于这些考虑，中国不应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保持强势人民币的确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小，但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太大，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贸易顺差减小。
　　与此同时，让人民币汇率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或者让人民币继续升值，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都有利于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和增强消费。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强势人民币会使非贸易品部门（主要就是服务行业）相对于贸易品部门的价格有所提高；如果相对价格对非贸易品部门有利，那么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就会流向该部门，从而助推产业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人民币保持强势或进一步升值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相对提高；其效应除了一部分体现于增加进口之外，很大一部分当体现于消费增长方面，因此对扩大内需也有相当正面的影响。
　　尽管如此，仅凭强势人民币，仍不足以完全解决内需、消费不足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扩大内需、增强消费、提高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呢？
　　尽管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势头，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仍然好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势头。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居民消费仍然是很不足的――居民消费GDP占比在36%左右，在全世界可能是最低的。现在要扩大消费，我认为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继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藏富于民”。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倾向越弱。一个人群的收入差距越大，就意味着越多的收入流到了收入较高而消费倾向较弱的那一部分人手中，从而这个人群总体的消费量就会减少。中国目前仍然有三种收入差距比较显著：城乡差距、地区（沿海与内陆）差距以及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
　　如何来缩小这三种差距呢？我曾经参照国际尤其是日本的经验，提出过要建设国内版的自由贸易圈（FTA）、国内版的雁行形态和国内版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国内版的FTA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包括人口、劳动力的自由移动这个很重要的条件。国内版的雁行形态就是要把沿海的衰退产业转移到内陆；雁行形态本来是指日本的产业移到东南亚、中国等地区，国内版就是指例如上海的产业移到重庆、成都。国内版的ODA就是把高收入地区的一部分税收，通过财政再分配到低收入地区。
　　其实这三种动向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地区差距在扩大，我最近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内陆的出口增长率比沿海的要高，而且高很多。相应的，内陆的经济增长率也比沿海要高；同时内陆的消费也提高了。这可能是上述三个动向实际发生以后，城乡、地区、劳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反映。也许这也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今年尽管景气不好，除汽车等高价产品之外的消费增长却还不错。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倾向对扩大内需――尤其消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再来讲藏富于民。“国富民贫”对经济体来说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比如很多专家都指出过，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即使赚了钱，基本上都没有分红――国有企业股东本来应该是国家，最终应该是人民。不分红的话，那些钱就是在国有企业“体内循环”，有时候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比如重复投资等等。如果国有企业利润能够相对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家庭部门，就有助于提高消费。“藏富于民”就是说，应该想办法将企业――不仅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人企业――的利润乃至社会财富更多地向家庭部门分配。可以考虑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建立更广泛、更具实质性的企业分红制度；有的人还提出通过改革资源税来调整，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承认和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土地可以“流转”。如果一个农民去城市打工，并且把家属也带走，那么他应该多一种选择，就是把土地卖掉；就算他不离开农村，或者虽然离开但不把土地卖掉，只要土地是他的财产，他对土地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那么他也会很安心。说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最有保障，这个我不认同――不仅是法律不完善，而且事实上土地还是很容易被征用，而农民拿到的补偿则很少。只要农民有了土地这个财产，他们就会安心用自己的储蓄来消费，从而扩大内需。
　　用上述的一些手段增强消费应该是这一轮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我不是反对政府投资，中央提出的4万亿，地方提出的几十万亿，这些政府投资肯定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我有一些担心：在短时间内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会不会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会不会又出现类似于1992~1993年那样，中央控制不了，造成乱开发的局面？这几十万亿的资金有一部分肯定是要从银行投出来，会不会出现当年“三角债”的现象？所以说，政府投资不是不要做，而是做的时候要小心，要吸取从前的教训。
　　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就业，尤其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最近有报道说出现了一些进城务工农民返回农村的现象。但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慢慢临近“刘易斯拐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从过去的近乎无限慢慢变得越来越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逐渐自行缓解。但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短期内的确也会出现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和从前相比应该说没有那么严重。
　　短期内的失业问题当然也要解决，但是不应该从保护衰退产业，而是应该从保护人的角度来解决，就是通过失业保险来解决。当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为所有人，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建立起失业保险系统，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从4万亿或者几十万亿政府投资中，多动用一些来做这方面的建设？
　　目前看来这些政府投资大部分还是在投“硬”的方面，短期可能还是需要的。但是，我希望之后会有更大的比例，包括其他财政支出的方案，进行社保、医疗，尤其是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越来越低，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单纯扩张劳动力投入去提高增长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更加有力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