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尼桑公司工作的咪卡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她在东京白金高轮使馆区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公寓，这是东京工薪阶层标准的住房面积。而她从小生活的长野农村，她这一代有三个兄弟姐妹，父母家有近300平米的住房。在日本城市，住房面积小是人们不愿意要更多孩子的原因之一。咪卡对记者抱怨道：“现在养一个孩子太贵了！”根据国力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有66%的被调查者有着与咪卡一样的想法。

　　在日本，一般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费大致要1000多万日元左右。根据《日本国势图会》（2006/2007）统计数据表明，一年一个孩子所要负担的学习费总额：幼儿园（私立）51万日元；小学（公立）31万日元；公立中学要负担47万日元，而私立中学则为127万日元；公立高中为52万日元；私立高中则需要103万日元。这不包括上大学的费用。有人算过一个日本孩子，从出生到大学（公立）毕业所需费用是2985万日元(约195万人民币)。如果上私立大学,费用就要更高。比如私立大学医学院所需费用是6064万日元，大多只有医生的孩子才能上得起。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05年日本劳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33.5万日元，扣除税金等实际月收入为26万日元，每增加一个孩子都会伴随着养育费用的增加，直接导致生活水准的下降。在地铁里，佐藤先生的太太对记者说：“我的女儿37岁了，但是还没有结婚”。日本现在20-29的未婚女性占该人口比例的54%，男性则高达69.5%。不婚族的出现，除婚姻观的变化外，也与将生儿育女视为畏途有关。

　　根据日本的传统社会构造模式，育儿主要是母亲的任务，家务也都由女性来承担。女性结婚、生育的成本很高。这个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因结婚、生育而失去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收入。人均收入越高，这个成本也就会越高。

　　如果以咪卡这样的综合管理职位妇女为例，可以预见，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职位越来越高。假设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会带来两个影响：第一，中断工作后会影响事业发展，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上升的轨迹当中；第二，家庭收入减少。回到工作中的妇女大多只能做小时工，如果以十年计算，等于一个人减少收入1.5亿日元。如果十年之后回到工作岗位，只能拿到原来工资的1/4，经济学上称为这一段是机会成本下降。咪卡生孩子后的5个月即返回工作岗位。目前生了孩子以后能够回到工作岗位的女性只占10%。显然，日本要改善雇佣机制的问题。

　　2005年，日本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1.25，也就是说育龄妇女终身只生1.25个孩子。而1970年这一数据为2.13。“如果按照人口出生率的这种趋势发展的话，日本劳动力的投入将会急速的减少。在一个坐标轴上，假设经济增长率Y，X是资本，Z就是劳动力的投入。如果未来劳动人口的投入是下降的，即便其他两个数字的比例在增加，那么生产总量肯定是会下降的。如果人口数据再要减少的话，日本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小岛明会长忧心忡忡地说。

　　“防止活力丧失”的政策调整

　　对应少子化的问题，2005年9月，日本小泉内阁首次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出任首届大臣。而安倍内阁沿袭这一设置，由高市早苗出任。2006年12月7日，由日本厚生劳动省推出一项鼓励生育措施，即从今年1月1起，凡是财源充足地区加入国民保险者生孩子的，一次性补助最高可以达到70万日元。厚生劳动省修改了健康保险组合事业运营指针，扩大地方保健组合的裁量权，可以自行判断在“出产育儿一时金”（一次性补贴）35万元基础上，另外支付的附加金从现行的35万日元，即财源充足地区可增加到7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平均2个月的月收入）。此外，地方保健组合可根据当地的财政的情况，自行解决对治疗不孕症、产假，生产补助的额度。厚生劳动省这次接受健康要求放宽的建议，是针对少子化的对策。“坦率地说，这个数字的补贴金额不足以鼓励妇女去生孩子。现在能够产生效果的政策一个都没有。我判断现在这个数字很快就会扩大，并不存在魔术般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小岛明会长评论。

　　目前在日本关于少子化的问题还仅仅处在一个议论状态，比如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生产率等等。而尚未出台带有根本性的对应措施。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担任官房长官时曾指出，政府内的共识是“从其他国家的实例中可以看出，似乎没有遏制少子化的有效政策”。庆应大学教授清家笃（劳动经济学）指出，“因为通过政策来改变人口结构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彻底进行改革，以便在出生率降低的前提下建立社会机制。”中国有两句话，一句叫“未雨绸缪”，另一句则为“一筹莫展”，当人口已经减少成为既成事实时再采取措施似乎缺乏前瞻性，当需要采取对策时而找不到有效途径，这是日本对应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现状。

　　对此，日本媒体几乎一致性地批评政治家们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政策也不到位。《日本经济新闻》批评“对人口减少置之不理等于将我们的责任推卸给下一代”； 《读卖新闻》表示“最新的计划仍然是企图取悦所有人的各种措施的大杂烩”。该报进一步提出，“政府应该在做出选择之前，通过回顾过去的计划并判断它们有效与否。”《产经新闻》指出，“从现在开始，日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今后的发展趋势乐观地说是进入成熟社会，悲观地说就是进入萎靡不振的社会。”并总结指出，所以“政府、企业和地方团体应该采取措施，让年轻夫妻体会到生儿育女的吸引力，同时实现不论性别和年龄，只要是有劳动热情的人都可以工作的社会”。《每日新闻》以“少子化对策发挥作用了吗？”为标题，提出了政府对少子化的响应是否缓慢的问题，并指出政府从现在开始应该严肃地评价过去的对策，重审对育儿预算的分配。

　　客观地说，日本政治家们更为重视有选举权的老人。本世纪初期，日本的少子化倾向已十分严峻，日本用于高龄者的费用占GDP的7.3%，而用于孩子的费用仅占GDP的0.6%，不及丹麦的六分之一，在OECD国家排名仅占第24位。有日本人戏谑道：如果孩子有选举权，那么这个问题早就得到急功近利的政治家们的注意了。

　　日本进入“终身现役社会”

　　面对老龄社会劳动人口的严重不足，即便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幅度提升生育率，现在出生的婴儿成长到能为日本做经济贡献时，最起码也要20年以后。也就是说，日本的21世纪的前1/4时间，必须是在历史遗留的老龄化问题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在东京的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可以看到《高龄者雇用安定法》的宣传海报，海报内容是“让有工作意愿以及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不受年龄的限制继续工作”。

　　或者说是不要让高龄成为妨碍劳动者的障碍。

　　在大阪一家宾馆的餐厅，餐厅服务生是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大婶，不仅穿着得体而且举止优雅。像这位大婶一样的高龄劳动者，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联想到中国有很多50岁上下的退休职工，在小区或者公园里半专业地跳舞（中国女职工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为52岁，男性为57岁），这种现象在日本根本不可想象，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这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是日本劳动力紧缺的无奈？

　　日本老龄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靠20岁至60岁人口来支撑的日本经济社会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成立，首先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公共养老金和医疗看护等社会保障领域。比如日本的国家年金制度（养老保险），要维持这一制度的唯一途径是，要么增加就业人口和企业的负担，把年轻人的保险费大幅度提高以支撑未来的支付；要么减少发给老龄人口的补贴，否则年金制度将无法靠财政维持。在两者选择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如果推迟养老金的支付年龄成为第三种选择，让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人多工作一些时间，日本找到老龄社会下合理的工作与就业的方式的另一种途径。

　　相比较其它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而言，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很高，在60岁到75岁之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继续工作，但很多人也希望享受工作的快乐。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清家笃把它称之为“终身现役社会”。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建立的一个制度。

　　日本政府2005年修改了《高龄者雇用安定法》，2006年4月以后，规定雇主有义务必须在如下的3种方式中任选一种。1，比照养老金开始年龄的推迟（60岁），把退休年龄提升到65岁，到2013年必须达到65岁。2，废除退休制。3，维持现有退休制度，但员工退休后，如仍有工作意愿，对所有意愿继续工作的员工，原企业必须重新雇用或延续合同。企业必须在这3项中选择一个，并制定为企业的制度。

　　此法一公布，遭到企业界的强烈的抵抗。雇用老年人的成本对企业来说太高。因为退休制对日本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雇用调整手段，除了退休自然减员以外，很少有削减过剩劳动力的其它途径。

　　“在这三者中，我估计大多数企业选择的将是第三个，因为彻底改变工资制度很困难。日本企业目前的工资制度和晋升制度大多数还依靠论资排辈，如果不改变这一制度而延长退休年龄，企业的组织中会增加很多高年龄高工资的员工，造成管理层肥大的问题”，清家笃教授这样认为。

　　泡沫经济破灭导致了日本的经济萧条，但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经济萧条之后还可复苏，但是少子化与老龄社会是限制日本走入复苏的长期制约因素。1990年代是日本的人口红利期，也是其经济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代到2005年为止，日本的人口负担变大，经济开始进入缓慢增长期；从现在开始，日本正式进入了人口负债期，受人口因素制约，有可能进入经济低增长、无增长或者负增长时期。如果从人口学角度看，日本正在开始逐渐消失。生存还是毁灭？发展还是停滞？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人口问题的挑战作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