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研究。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题出版，在西方社会和日本本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菊与刀》从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上探讨了日本的民族性，得出了日本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和“个人主义”，而是“耻感文化”和“集团主义”的结论。

　　日本文化的两面性，表现在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战前，日本人把他们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于国际等级制度金字塔顶端的国家。在战时的日本人眼里，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等级秩序而战。当然，日本应该是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因为只有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国家。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同这种“各安其位”的国际等级制度。战后，日本承认他们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转而建设和平国家。

　　日本人转变之快，恐怕连美国人也没有预料到。但是日本的转变又不同于其他“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日本人并不像这些民族为原则而战，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对于战争，日本人认为，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结局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壮烈地战斗过，并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光荣与梦想。本尼迪克特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所以，一旦战败，他们并不会对战争本身进行忏悔。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战争是错，不是罪。这同样也印证了本尼迪克特认定的日本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的结论。

　　善变的性格造就了日本崇尚强者的文化。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学者曾这样总结：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

　　日本也有着东方民族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处在一个忍受自己相对地位下降的痛苦时期。大清帝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那个时候，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是所要崇尚的“强者”。甲午一役，拨开了日本看待中国的迷雾，也让日本彻底放弃了对中国的崇尚。晚清以来，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中国的重新崛起，给日本人带来了危机感、恐惧感，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儿民族自卑感。日本人还没有习惯中国的重新崛起和强大，因此它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无所适从。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散布“中国威胁论”，与其他大国联手遏制中国，同时加紧对资源和领土的占有和争夺。日本曾经打碎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两次梦想，有人说，日本人正在试图打碎中国人目前第三次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所有这一切，如果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需要更强大，中国也需要让日本了解和习惯中国的强大。习惯了中国的强大，日本人就会摆正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