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发表题为“井真成与国子监”的讲话，全文如下：

　　引 言

　　2004年9月21日下午，书斋里的电话铃骤响，共同通讯社驻上海记者传来惊人消息：“西安发现遣唐使墓志！墓主姓井名真成。”

　　唐元和元年（806）正月十六日，空海为乃师惠果撰写墓志，今志文犹存而墓碑不现，学人叹为千古遗憾；井真成名不见经传，而其墓志惊现当代，实令人难以辄信。次日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播出新闻，提到墓志刻有“国号日本”4字，始才信其真。

　　10月10日，墓志藏主西北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共同通讯社在第一时间发来墓志全文传真，同时进行电话采访（见2004年10月11日《产经新闻》）。因为上述机缘，我成了际会这一历史盛事的幸运者之一。

　　对研究唐代外交史、日本遣唐使的学者来说，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堪称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日各路学者各抒己见，提出诸多富有创意的观点。仅就中国学者而言，王建新教授率先发表墓志录文，今天看来录字、补字偶有失误，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张云方先生从中国葬俗入手，考证墓志缺损的下葬日期，别出心裁，醒人耳目；我的一位博士生葛继勇君亲临观摩实物，辨出“闻道”应该是“问道”，也算小有斩获。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日两国学者文化背景本不相同，学术风格又各具特色，双方在关注热点、背景解析乃至文章断句、字词理解诸方面呈现多样性，不仅无碍学术交流，通过直率地交换意见，更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

　　今天《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为我们提供相互切磋的机会，我就怀着上述心情，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高贤。

　　“留学生”与“学生”

　　从中日两国的媒体报道看，几乎均称井真成为“留学生”。这个称呼看似无可厚非，但还是有些商榷余地的。

　　首先，“留学生”这个词汇，除了《旧唐书》、《太平御览》提到日本“留学生橘免势”外，《四库全书》未见其他用例，推测是日本独创的“和制汉语”；其次，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对入隋唐求学者，一概不称“留学生”；再则，成书于797年的《续日本纪》中，“留学生”一词最初出现于735年的记事。

　　据墓志记载，井真成于734年去世，推测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那时“留学生”作为专用术语，大概还没有问世。值得注意的是，608年日本首批派往隋朝求学的僧俗，《日本书纪》对两者的身份明确区分：学习佛教的称“学问僧”，学习其他的叫“学生”。

　　在《续日本纪》以后的史书中，称呼呈现细化趋势，如出现“请益”、“住学”、“留住”、“留学”、“还学”、“游学”、“求法”等词。这些称呼随时代而变迁，不仅是东亚局势互动的产物，同时标示求学者特定的身份。比如说，日本向隋唐派遣僧俗求学，但派往朝鲜半岛的仅限于“学问僧”，说明“学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

　　“学生”和“学问”均是中国词汇，从“学问”派生出“留学”与“还学”，则属日本独创，区别在于求学时间的长短。“学生”的原义指隶属官学的生徒，以学习经史为业，日本遣唐专攻一门技艺者，称作“请益生”；两者虽有时间长短之分，但要在学习内容不同。

　　《日本书纪》中凡言“学问”必指僧侣，如称“学生”定为俗士。《续日本纪》以后，也基本遵此惯例。虽然“请益生”和“请益僧”、“留学僧”与“留学生”逐渐互用，但僧侣不言“学生”，俗士不称“还学生”，说明区别还是存在的。

　　化费如许笔墨推敲称呼，目的是为了确定井真成入唐时的身份。如果推定井真成于717年入唐，那么同行者中的“学生”可举出阿倍仲麻吕、吉备（下道）真备，“请益生”则有大和长冈，“学问僧”如玄昉等。井真成长期滞唐，墓志说他“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应该属于“学生”身份。

　　“留学”是一个后起的日本词汇，相对于“还学”而言，指不搭乘原船回国、滞留唐朝求学的僧俗；而“学生”则是与中国科举制度关系密切的术语，特指入籍官学、修学经史的生徒。如然，则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3位“学生”，与专攻律令的大和长冈不同，其目标俱为进入唐朝的官学。

　　“学生”和“留学生”虽一字之差，但前者是中国词汇，后者是日本词汇，两者的文化背景及文章脉络有所不同。“学生”是《日本书纪》的专用术语，特指求学中国传统文化者；“留学生”始出《续日本纪》，兼指长期求学的僧俗，两者的使用时代及学习目的应加以区别。

　　国子监入学的年龄规定

　　井真成在唐的求学经历，关乎其生前有无任官以及墓志内容的解读，所以颇受关注，争议也多。问题的焦点之一是，井真成有无进入国子监学习？日本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井真成的年龄，因为进入唐朝国子监学习，年龄是有限制的。唐代国子监隶属尚书省礼部，管辖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除了律学条件稍稍放宽，其他各学入学年龄相同：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这个年龄限制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称15岁为“成童”、20岁为“弱冠”，即入学年龄正值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少年。

　　如果遣唐使有意让随同的学生进入国子监，在选拔阶段就得考虑年龄因素。先看阿倍仲麻吕（唐名“朝衡”、“晁衡”），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提到“伯鸾游太学”，杨亿《谈苑》说他“太学应举”，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则云“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明，学诗于子夏……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其入太学当无疑问，而且年龄委“结发”。

　　所谓“结发”，犹言“未冠”，即20岁之前。《唐摭言》载李华寄赵骅诗云“未冠游太学”，韦应物《赠旧识》诗有“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句；检索唐代文献，士人“游太学”多在少年，鲜有例外。 外国学子入太学，似也遵循这一原则，如《新唐书》（吐蕃传）：“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

　　阿倍仲麻吕生于698年，按中国实足年龄算法，717年恰好19岁，与“结发”的称呼契合。再看井真成的年龄，日本学者（如铃木靖民教授）有把其生年推定为699年的，即比阿倍仲麻吕小1岁； 也有中国学者推定井真成比阿倍仲麻吕大3岁，则阿倍仲麻吕出生于701年。铃木靖民教授是按照虚岁算法，所以得出入唐时井真成19岁、阿倍仲麻吕20岁的结论；如果依据足岁算法，734年36岁去世的井真成应该生于698年，即与阿倍仲麻吕同岁，入唐时刚好19岁，具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资格。

　　至于吉备真备，其生年还是个谜团，虽然一般工具书采纳“695？”的说法，但此外还有693年、699年的异说。 如果是699年出生，即已“弱冠”，按理失去入学国子监的资格。日本选拔人才既不易，怎会派遣无望进入国子监的学生呢？这里想起《古今和歌集目录》引载《国史》（《日本后纪》逸文）中的一段，提到灵龟二年（716）入选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年十有六”。联想到遣唐使来华前有所谓的“借位”制度，大使级的官员甚至使用日本不存在的官名以迎合唐朝（如粟田真人的“民部尚书”），以及入唐前后改换姓名风气颇盛，为了进入国子监而隐瞒年龄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吉备真备生年出现多种说法或许与此有关。

　　四门学入学的身份资格

　　国子监对所辖各学的入学资格，除了年龄要求之外，对学生的“门荫”（父祖官阶）也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依据《唐六典》（国子监），国子学生300名，要求“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従二品已上曽孙”；太学生500名，接纳“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従三品曽孙”；四门学生500名，取“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及“庶人子为俊士”者；律学生50名、书学和算学各30名，资格均为“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

　　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与他的“门荫”有关，前引《古今和歌集目录》说他是“中务大辅正五位上船守男”，如果将日本的位阶对应于中国的品阶，则阿倍仲麻吕具备进入太学的资格。

　　正因为有这样的比对，人们就对门户低微的吉备真备、井真成入学国子监表示怀疑。至少是井真成，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他的家系。日本有些学者论述国子监制度时，还是疏忽了一些重要史料。

　　据《玉海》（唐四门学），四门学生总数为1300人，其中500人选录标准大抵同《唐六典》，问题是余下的800人，要求是“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同时引录一通开元七年（719）的敕令：“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这条敕令同时也出现在《新唐书》（选举志）中，应当是可信的。

　　按照《唐六典》的要求，吉备真备和井真成进不了国子学、太学，也仅不了四门学；但按照开元七年的敕令，他们完全有资格入选四门学的800人中。这道敕令虽然是719年下的，但四门学中增加的800个名额，从语气推测应该此前就已经有了。

　　四门学助教赵玄默

　　谈到这里，我又想起《旧唐书》中的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黙就鸿胪寺教之。”这条记事显得有些唐突，遣隋使和遣唐使数十次来华，请一位国子监教官在鸿胪寺授课，可谓空前绝后。

　　日本有些学者对此作出种种推断，如认为“赵玄默也许兼任鸿胪寺官员”，“日本留学生因为数量稀少……像井真成、吉备真备那样私淑特定学者的形态属于主流”等等。 从中国史料来看，上述推断是难以成立的。

　　如果几次应举而不中，转而私淑某位老师尚可理解，刚刚入唐就放弃进入国子监的念头，则日本选派的学生素质有问题；如果是入学资格不具备，则日本选拔制度存在缺陷。更何况四门学的大门是敞开的，即使对经书一窍不通，只要“聪悟有文辞史学”就能以“俊士”入学。

　　顺便提一句，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唐玄宗又下了一道敕令：“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超悟有文词吏学者，毎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色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唐会要》学校）连年龄的坎儿也放低了，甚至省试落第者也能自由入学。

　　唐玄宗下的二道敕令，内容上前后连贯，宁可降低标准，也要积极鼓励有志学习者进入四门学。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唐人誉为“好学”的井真成、吉备真备为何踌躇门外呢？

　　我推测，《旧唐书》所说的“请儒士授经”，大概是为3名学生进行入学辅导，时间不会太长，决不会是一种常态。遣唐使于开元五年（717）十月抵达长安，即使赵玄默立刻奉诏开课，他在“四门助教”的任上最长也不过2个月。

　　赵玄默为学官，乃国子祭酒阳峤所荐，时与尹知章、范行恭等齐名，号为“名儒”。《旧唐书》（阳峤传）：“阳峤……又除魏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荐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等为学官，皆称名儒。”

　　据《新唐书》（马怀素传），开元初以直国子监身份参与编写《续七志》，《玉海》（卷五十二）则把时间框定在“开元五年冬”。开元十三年（725），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诏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时赵玄默以四门博士为直学士。赵玄默曾与群臣向玄宗献诗，玄宗赐各人赞辞，据《古今事文类聚新集》辑录的《赐赞褒美》，玄宗皇帝赐予赵玄默的赞辞为：“赵玄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讲论道德。”

　　简单的结语

　　井真成墓志记述简练，他在唐朝17年的生活不得详知，我们只能才从唐代的背景资料及墓志的片言只语作些揣摩。

　　按照以上的推论，井真成应该进入四门学，接受朝廷衣粮资助 ，基本生活就也有了保障。难以想象他在入唐时带来供近20年生活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期待从本国托寄经费，这在9世纪民间商船发达以后才有可能。

　　但是，国子监学生是有年限的，唐宪宗元和初上奏的《科处应解补学生奏》（见《全唐文》），5年不堪应举、9年应考落第者一概除名。所以井真成即使进入四门学，最长不过9年。如果井真成参加考试，可能选择比较容易过关的明经。

　　墓志说他“袭衣冠”、“束带立朝” 、“终于官弟”、“葬令官给”，俱暗示他已经出仕。“衣冠”不仅仅指鲜丽的装束，唐代有所谓的“衣冠户”，特指科举成名者；“束带”往往与“布衣”连用，表示身有官职（《柳宗元集》卷二十三）；“官弟”、“官给”更说明墓主无官之身，唐玄宗追赠“尚衣奉御”，是个从五品上的高级官职，属于“士”的阶层，应该与他生前的官历有关。

　　最后一个问题，相对于“尚衣奉御”的官阶而言，井真成的墓葬显得简陋。这大概与外国人有关，墓葬主要有家人、亲戚、宗族操办，身在异国的井真成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连官阶更高的阿倍仲麻吕也是“葬礼有阙”（《续日本纪》），所以不能完全以唐人的墓志标准相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