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分析从“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快速转变为“末世论”、“这种增长将很快地以灾难结束”。近来，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末世论的首要论调，理论上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或者是地球环境的影响，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个国家，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这些环境问题。

但是“尊敬论”和“末世论”的论调都忽视了中国自二十世纪70年代市场经济自由化开始以来，优秀的先例和改革奋斗的历程都交替引领着中国的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和环境情况非常近似于几十年前经济成功发展的日本、韩国、台湾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同他们一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采取相类似的对策，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和天安门危机事件影响，而在90年代，又深陷于大量不良银行贷款的困扰，并开始承担大规模关闭和出售劣质国有企业的任务。如今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只是一系列反映西方媒体悲观态度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中国成功地战胜了过去的困难，虽然这不能保证可以战胜未来的问题，但中国面临的现状并不是从未发生过的。在其领土东部的一个国家提供了解决平衡发展与环境难题的较优方案，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回首40年

最近的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几乎成为了对日本和韩国所倡导的东亚经济模式的讽刺。投资热潮汹涌澎湃，占据了GDP中资本45%的份额。由家庭、企业和政府所积累的大规模增长迅速储蓄，使得融资变得很容易。一直保持低价值的人民币，仅从2005年开始才被允许谨慎的小幅增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建立起来，以保证货币价值低廉，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已经攀升到了GDP的9%以上。

然而对于低成本、货币贬值和高投资模式的成功，中国目前面临着双重挑战。第一个是经济体的震荡，在过去的两年里，从通货紧缩到快速的通货膨胀不仅刺激了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同时也提高了工资水平。第二个是急剧恶化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主要是由于资源和排放密集型的重工业，如铝，化工，钢铁工业已经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直到2002年，中国的能源强度（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已经下降了20年。从那时起，伴随着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数据一直在上升。到2007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者（按照绝对量，而非人均量）

这看上去令人畏惧，但事实上确实如此。这种双重挑战确实与进入70年代的日本惊人的相似。与目前的中国及80年代的韩国相类似，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50、60年代，通过投资推动的经济，在1970年占到了GDP的40%。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对美元享受着固定的汇率，使得国家的流通货币变得越来越廉价，而日本的工业发展迅速变得非常有竞争力。固定汇率和资本控制妨碍了日本建立了像如今的中国一样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体系。但日本的贸易顺差还是导致了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导致了国内危机。

一些人会回想到70年代初，日本遭遇到的两次冲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和突然放弃固定汇率，使得日本大为震惊并迫使日元迅速升值。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体系恶化，通货膨胀率上升了25%。而常常被人们忘记的是，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由于重工业的高污染和缺乏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约束，日本的环境急剧恶化。（可以参考Frank Gibney1975年所著的《日本：脆弱的超级强权》）

大多数风景优美的内海被从海岸上工厂里流出的“赤潮”污水无情地污染了，人们对烟雾警报习以为常，接受医院治疗的哮喘病患者越来越多，整个地区关于污染的投诉和请愿，从1966年的20000起，上升到1971年的76000起…。在南方，数以百计的人们因为食用了当地的鱼类而患病，很多人死亡。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北方，工厂超量排放的汞和由镉引起的痛骨病开始在地方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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