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媒体报道了日本总人口数量与2010年相比减少94.7万人，是自1920年开始调查以来出现的首次下降。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因为担心“国家消亡”而产生的恐慌。

日本《产经新闻》日前刊发长篇稿件，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剖析，其中不乏可资借鉴之处。分析认为，日本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正处于加速恶化的过程中，体现每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在2015年也出现了时隔9年后的再次下降。

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为年轻人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提供相互结识和交往的时间和场所等鼓励婚姻的措施，这些对于“头胎”的出生都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然而，如果每个家庭仅养育一个孩子却无法使日本走出低生育问题的阴影。如果“二胎”乃至“三胎”的数量得不到明显增加，日本人口数量自然减少的趋势将不可能出现逆转。然而，对比往年数据来分析其中的构成比例，就会发现，去年“二胎”的减少趋势十分明显。而如果没有“二胎”，“三胎”显然也无从谈起。

事实上，很多日本夫妻并非不想生育二胎乃至三胎。日本“多生一个支援团”的组织所进行的“夫妻生育意识调查”中，高达8成受访者回答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子女数量为“两个以上”。但与此同时，有75%的受访者对于生育两个及更多的孩子，都感到了一种令人苦恼的“二胎纠结”。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当前日本的生活压力过大。在这些深深为“二胎纠结”而感到苦恼和彷徨的受访者中，有八成的人提及“经济方面的原因”。有六成职业女性表示是“工作原因”导致其对于生育“二胎”感到犹豫。与此相对应，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1世纪成年人纵断调查”的统计数据表明，一个家庭中，丈夫在休息日投入到家务和育儿中的时间与“二胎”子女的出生比例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如果丈夫在休息日投入到家务和育儿的时间不足2小时，这样的家庭“二胎及以上”子女的出生比例仅为31%，但如果超过6小时以上，则对应的比例将迅速提升至76.5%。对此，该文章分析认为，要想消除“二胎纠结”，日本社会习以为常的“长时间工作”必须得到改变。在日本企业，有许多人由于基本工资较低，因而不得不靠加班费来补贴家用。因此，要改变“长时间工作”的风气，并不能简单地缩短工作时间，而是必须建立并普及一套“以工作绩效而非工作时间”来评价员工的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希望减少“二胎纠结”，解决“休产假难”的问题也已刻不容缓。

目前，在日本社会，随着“夫妻双职工”式家庭结构的普及，在“头胎”出生时休产假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但是，当休完“头胎”的产假后，再申请“二胎”的产假，则会让许多人感到内疚和不安。不少人都担忧，如果老是休产假，就将不会被委以重任，或者被剥夺重要的职务。对此能够加以佐证的是，在“夫妻生育意识调查”中，如果职场的上司对于产假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则对于生育“二胎”不感到纠结的人数比例将提高近10个百分点。因此，职场的“生育氛围”如何，对于能否打破“二胎纠结”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这种恐慌并非日本独有。土耳其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问题，2013年，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年会升到10.2%，在15到20年之内，土耳其也会成为“老龄化国家”的一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经常高举手臂然后用手指出一个“三”，鼓励每对夫妇生三个孩子！土耳其在2013年出台了“家庭帮助项目”。目前很多年轻人从国家政策中获益，并且逐渐地拥有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当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只生一个孩子。

随着晚婚晚育现象的普遍化，妇女生育更多子女在生理上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中国也和日本面临一样的问题。中国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建议将有望在2016年两会上得到确认。

但在城市，即使是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人群对于生育“二胎”的意愿也并不高。根据对全国范围内2052名市民进行的一项调查，仅24.9%的人提出了申请。没有提出“单独二孩”申请的主要原因有：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高、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高、觉得一个孩子就够了。其实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生活艰苦”。由此可以看出，生不生二胎，不取决于夫妻的意愿，而取决于客观物质条件。只有社会总体生活压力降低，或许才能迎来生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