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木桶定律”，即一只木桶盛水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一定律也可以类比于历史观问题。战后日本社会不乏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的民间力量，但正因为政府或执政党的那块“木板”不长，日本的历史“涵养”总显得不多，国家形象也差强人意。

    李乐曾：尽管本达说他“屈服于个人信仰的压力”，实际上从本达的言论中还表露出他维护国家声誉的动机，与纳粹体制及其罪行划不清界限的政府是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信任的，这将最终损害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德国政治家的远见，是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高明之处。

    庚欣：一些生于战后的日本政治家，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而足够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当年德国人的反思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今天的日本很难完完全全地补上那样的一课。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今后不得不与这样一代人打交道。

    金嬴：日本解决历史问题出路何在，目前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张明晰的路线图，因为变量太多，比如，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昔日受害国之间的联动等等。但从趋势上，历史问题在未来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冷战时期，历史问题可以“冷冻”，但今天行不通了。冷战结束、东亚政治格局变化、受害国人民人权意识的增强、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畅通，所有这些因素都要使原来被“冷冻”的问题“解冻”，使原来沉默的人不再沉默，包括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要促进日本与东亚和解，这一点与二战后的欧洲形势有相似之处。

    当今日本的战略派政治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一体化及邻国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上，在对方法对策的考虑上，他们恐怕还没有形成像当年德国那样的战略性思维，还没有看清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早做比晚做、主动做比被动做更有效的道理。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年中日关系虽因历史问题一度陷入僵局，但中国政府发展中日关系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对日本的要求也是属于“维护底线”型的。自去年10月中日关系转暖后，中国的态度更加明确，就是要面向未来，重在建设。因此，对日本来说，不能因为日德间的某些不可比性，忽视其中的可借鉴性。而对中国来说，不要因日本少数的偏激言辞和一时的僵硬做法，失去宽容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