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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部因素外，这也与日本人的性格相关。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许多矛盾体的结合。例如团队性与排他性，如同一个大家族同乘一条大船远航，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对内“和为贵、忍为高”，对外则是完全不同的标准。这种多面性格使许多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作为认知甚少，因为这些老军人无论在战前或战后，给日本国人的印象是正常、温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鬼子”。现在有不少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长辈们，会有二战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日本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特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其后的发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战后，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国的冷战体制偏安取利，男女、等级、内外等许多旧有差别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造，有些方面还不如发展中国家。像厚生大臣歧视妇女发言之类的事并不稀奇。而60年的稳定发展更为日本社会的保守性提供了温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这种保守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成为日本式发展的一种“代价”。而这也是如“慰安妇”之类问题在日本难以取得批判性共识的重要原因。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塑造了日德不同的历史观，最近被利用的“悲情意识”进一步阻碍了自我反省的进程，这都使得日本的观念改造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金嬴：我认为，今天我们进行日德比较还应注重那些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从中寻找出可借鉴性。李先生提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司法界的行动，就具有扭转局势的意义。自2005年起，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右翼报纸《读卖新闻》开始转变立场，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说，日本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对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又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我们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新变化。
政府要起到关键作用
金嬴：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消极的，这与自民党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它的很多元老都与侵略战争有很深的渊源。现在代表日本政府战争观的最积极的发言是发表于1995年的村山讲话，针对慰安妇问题的亚洲女性基金也成立于1995年。村山首相是日本左翼社会党主席，他做出承认日本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发言后，自民党内部出现了猛烈的反弹，这股力量的影响至今还在。这一点与德国不同，德国不管民间有怎样的逆流，也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执政，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今天，日本政府虽然也表示继承村山讲话的精神，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断有高官发出相反的声音，例如此次的慰安妇问题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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