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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守性让日本社会缺乏批判精神
李乐曾：曾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基民盟议员本达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这其中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庚欣：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国家对“原罪”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东方国家的“耻辱文化”更有“成王败寇”的意味，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另外，也应看到，德国一战失败后，也曾有过因历史悲情等被法西斯利用、重蹈战争覆辙的教训。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能正是第二次失败，才真正唤醒了德国人反省自我的批判精神。
李乐曾：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与德国不同，日本具有以神道、大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做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可以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民对反省二战历史采取了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一状况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经济奇迹”之后，德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从60年代末开始，国民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的特征，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不断扩展，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可以说，德国的战后一代通过代际冲突完成了历史意识的自我定位，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识的历史价值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60年代末随着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历史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产生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而在日本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加上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因素，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没有出现相应的积极变化。
庚欣：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在冷战时期美国发动了一场场战争，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对于战争这一问题的价值判断。对照德国，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战后一代的确缺少了应有的一课，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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