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自己的文化故乡，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起，从社会最基本的社区单元自治会、町内会开始，日本社会形成了被称为“社区营造”（まちづくり）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治理模式。“社区营造”的日文，直译是“城市建设”，但它与汉语中以政府主导的“城建”一词有着本质不同。它不单是冷冰冰的硬件建设，而是以居民为主体，通过行政和居民的协调合作，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解决地域、社区特定课题的过程。而保护自然人文环境，正是社区营造的一大主题。　

　　10年前，日本著名文保专家西村幸夫在《再造魅力故乡》一书详尽介绍了这些来自社区和草根的努力，引起轰动。一本著作能引起诸多关注，这不仅来自传统社区本身的魅力，也是人们为居民、学者共同为保护传统街区、精神故乡而百折不挠的努力所打动。　

　　在西村幸夫看来，每个地方有其独特的问题，也有独特的魅力，以及居民们热爱本地的方式，这种感觉是大家共通的。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次解决自己居住地方的问题”的这种努力，却会打动其他地方人们的心。　

　　例如在新潟县津川町，当地常年主办“狐火祭”庆典活动，凝聚村民认同感，带动了旅游业；福井县上中町，保护起有河床形成的冰斗地形、小支流冲积扇形成的聚落等，成为与日本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貌，成为当地一大卖点。诸如此类，由传统文化保护而开始推展到社区营造的故事，主角都是一些打从心底深爱故乡的当地“士绅”，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那些优秀的社区义工和志愿者。　

　　乡土的魅力，是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人物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在抢救一座濒危的古建筑，或者治理一条污染的河道的过程中，社区团结得以加强，民俗民风得以传承，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公众参与，使得这个社区更具有浓浓的人情味儿，也更让旅行者感受到乡土的魅力。在新加坡资深规划师刘太格看来，日本的传统街区“美得像一首诗，温暖的火光、亲善的笑容、甜甜的美酒、精致的小菜，十分吸引人”，此言毫不为过。　

　　民间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例如京都就走过一段弯路。随着战后经济的增长，京都居民开始对木构住房进行改建，房地产开发也建起了一些钢筋混凝土多层楼房，但政府疏于限制和引导，造成历史街区大批传统“民家”的拆除和城市景观的混乱。　

　　在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于1966年制定了《古都保存法》，在京都、奈良、镰仓等10个历史城镇，设立“历史的风土保存区域”。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京都·奈良传统文化保存研讨会”，强烈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整体保护古都。为此，京都制定《市街地景观条例》，设立了缓冲地带和环境调整区域。1975年日本又修订了《文化财保护法》，终于开始专项保护“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这些“亡羊补牢”的立法，使得民间再造文化故乡的举动得到了法律支撑。　

　　来自民间的保护诉求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文部省的文化厅设立了文化志愿者（BunkaVolun鄄teer），各地方自治体也鼓励市民参与文化保护。日本保护、复兴“文化故乡”的过程，是以居民为主体进行的，政府进行政策、规划的引导，并提供公共服务，使得众多的町、村获得了由内而外的复兴。笔者探访过的千叶县佐原、成田、佐仓，埼玉县川越，枥木县日光，昔日这些依赖城堡或寺院而兴盛的城下町和门前町，今天以其活跃的志愿者，多彩的民俗节庆，让人感受到“文化遗产活态”的魅力。　

　　在这里，自治会担当起了社区的维护、管理，商会负责街区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同业公会组织起漆器、陶器、织锦等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展示，乡土文化社团则建设起一个个小型博物馆、资料馆，游人至此都会深深感叹，街区保护、复兴根本动力，真是来自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人对家乡的情感啊！　

　　实际上，让民众从生活的角度，为了提升自主能力，以改善生活环境，透过各种参与和学习等方式，进行地域治理，这样的社区营造不仅能培养土地认同，进一步是国家认同，也是从生命共同体出发，营造一个可永续发展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这是学习如何当家做主的最好方式，也是将民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实践。　

　　最近，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当老百姓真正懂得了这些属于自己历史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时候，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才会慢慢根植在他们心中，民众也才会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最有力有效的力量。”从日本社区的实践看，要留下我们的文化故乡，光靠行政部门的立法保护和政策引导是不够的，扎根于社区的公众参与，才是一个传统街区源远流长的基石所在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