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第三国际情报官”冈田从包里拿出两本日文版的中国书——《论语》和《新唐诗选》。他说，阅读《论语》是工作需要，而阅读《新唐诗选》是个人爱好。

　　冈田的两个随员——村岛郁代和大友诚——都是“７０后”，都有在中国学习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村岛的汉语口音甚至带有明显的北京味道。村岛说，自己的名字“郁代”中的“郁”是父亲从《论语》中为她选择的，她妹妹叫“文代”，也是从《论语》中来的。

　　“第三国际情报官”的幽默

　　我们的访日日程表上有官衔为“外务省第三国际情报官”的冈田健一的宴请。东京时间这天晚上７点，我们在赤坂一家小小的日餐馆里见到了这位“第三国际情报官”。

　　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坦率、冷静，富有幽默感，见面之初主动介绍自己祖上本姓司马，由于贫困，到冈田家做儿子，从此改姓冈田。接着，这位“第三国际情报官”用自嘲来展现幽默，说自己的家乡在大阪，听说我们还没去过，就说：“我们大阪可不像东京这么文明，东京人上车排队，我们大阪人是不排队的；东京人在地铁里不说话，我们大阪人在地铁里是要大声说话的。”说完，他有些得意地微笑着，等待我们反应。

　　我们告诉他，“第三国际”是个专有名词，指的是１９１９年３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领导各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看来，这个名称要改一改了。”他笑着说。随后，他向我们介绍了“第三国际情报官”的含义：这里的“第三国际”是指外务省排序第三的研究室，主要负责东亚事务的研究；他是这个研究室的“担当”，用汉语准确翻译就是“第三研究室主任”。

　　冈田健一生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进修，精通英语和汉语，在外务省已经工作了２０多年，历任包括礼仪官在内的各种职务。接任现职不到两年，属于外务省的“处级干部”，他的前任是现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垂秀夫。

　　日本父亲用《论语》为女取名

　　冈田从包里拿出两本日文版的中国书——《论语》和《新唐诗选》。我问他，随身带着这两本书是工作需要还是个人爱好。他说，阅读《论语》是工作需要，阅读《新唐诗选》是个人爱好。

　　冈田的两个随员——第三国际情报官室的外务事务官村岛郁代小姐和大友诚先生都是“７０后”，都有在中国学习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村岛小姐的汉语口音甚至带有明显的北京味道。

　　村岛小姐说，自己的名字“郁代”中的“郁”是父亲从《论语》中为她选择的，她妹妹叫“文代”，也是从《论语》中来的。当我念出《论语》中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时，村岛小姐脸上有一种欣然的表情。我的朋友卢先生对此很有感慨：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正值“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打倒孔老二”的涂鸦，而在日本，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父亲，却为他的两个女儿从《论语》中选择了极其优雅的名字。

　　冈田先生随身携带的《新唐诗选》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初版为１９５２年，冈田的这本是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３次印刷。席间我们翻阅这本书，其中的很多诗篇雅致优美。大概看到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宴请结束时冈田主动提出，把这本《新唐诗选》送给我。

　　“我还能再买到的。”冈田诚恳地说。

　　这家小餐馆的日式菜肴极尽精美，每一道菜肴都像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不忍下箸。东道主体贴地问我们是否吃得习惯。我的回答有些不近人情：“吃得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回去会说你们的好话。”宾主一起大笑，虽然彼此的笑声都有些复杂的味道。

　　顺便说一句，在冈田送给我的这本《新唐诗选》中，引述的诗句与我们读过的有些差别，比如王维的《红豆》：“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公多采摘／此物最相思”（我们读过的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间两句的变化，是中国古本的原貌，还是传入日本时抄写的改窜，还需要仔细考订。

　　理性的担心和隐隐的失望

　　次日上午在外务省座谈，日方除了前一天晚上参加宴请的３位外，又增加了专门研究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久保义人先生。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由近年来从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的卢先生，向日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研究成果。

　　介绍完毕，日方的问题集中在一点上：今年是新中国建国６０周年，“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西藏平叛５０周年，也是金融危机后的关键一年，中国大陆会不会在这一年发生社会动乱？

　　冈田说：“日本与中国有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所以我们特别关切并担心中国发生动乱，因为那样会严重影响日本的国家利益。”

　　我们依据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因素和社会发展的逻辑，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冈田又问：“今年有大量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又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会不会与大学毕业生联合起来向政府抗议？”

　　我们告诉他，这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利益诉求有很大差别，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性。

　　日本外务省第三国际情报官室的这几位，一再强调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所以不希望看到中国发生动乱。我相信，他们的这种表述在理性的层面是真实的。但是，在理性的层面之下，似乎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心理的或者是感情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他们似乎对我们的回答有着隐隐的失望。

　　美国官员在公开场合一再宣称，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只说出了他们真实想法的一半。日本官员也是。在他们的头脑里，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中国既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又威胁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我们并不代表国家以及任何组织，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和作家，我们还是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