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九州的水俣湾，人们因食用鱼类而患病。在50、60年代，一家叫Chisso的日本公司向海中倾倒甲基水银，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这种由日本三井矿业冶炼产生的镉中毒，能够造成骨痛病。而由昭和电工公司排放的汞超标的污水在日本北方的新泻县造成了水俣病的第二次爆发。

我们注意到，1970年在一个日本城市拍摄的照片——东京、大阪或是北九州，或者任何一个以工业为核心的城市，与今日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和重庆这些城市非常相似。在这些照片中，空气中充斥着烟雾和尘土，蓝色的天空极其罕见。但如果你现在到那些日本的城市去，空气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蓝天不再罕见，人们只有在感冒了才会带上口罩，没有人再试图去污染环境（像他们60年代做的那样），交通警察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两个原因共同导致日本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一是民众抗议，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党，都去向政府施压以改变政策。日本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在70年代初被通过，建立起第一批的环境保护机构。二是宏观经济因素。伴随着石油危机和随后而来的通货膨胀。日元价值开始波动，这些大环境的突然变化，导致日本不得不加大改变产业结构的力度。廉价模式衰败了，在重度污染型工业中的资本投资开始被摒弃。新的税费政策使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企业开始采用节能和更加高效的技术进行生产，尤其是汽车行业，开始向着清洁型方向发展。电子公司开始受到政府的鼓励，日本斥巨资在高新技术配件产业上，引导了新经济的发展方向。

跟随日本的脚步

通货膨胀和环境抗议的同时发生把日本的工业不可避免地推向高端。这一举措非常成功，进一步导致了十五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一开始，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很艰难的，但日本政府强有力的财政状况能够支持未来十年的赤字增长。

中国能做得一样吗？中国有更大的规模：只有印度可以相近的人口，只有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有可以相比拟的地理面积。这些都使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比其他国家更让人畏惧。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大规模的国家环境问题必须用相对应的大量资源去治理它们。中国有很多的机构去执行法律，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安全力量和建立在大量经济盈余基础上的中央政府预算。

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比70年代的日本要轻微得多（中国的通胀率为每年8%，而1974-1975年的日本通胀率为25%）。中国的货币政策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尼克松手中，而环保抗议的压力，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增长的都是微乎其微的。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权利分散：中国有优秀的环保法律，但是地方政府一直试图绕过它们。然而，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通过他们的讲话已经显示出，通货膨胀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必须加以解决。政府正在准备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如果这两部分政策都颁布出来，那么两种改变之间将会互相加强。人民币没有快速的升值，货币政策就不会用来应对通过膨胀，而利率就会停留在较低水平。没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利的更好掌控，环保法律就不会被执行。最重要的是，没有强有力的市场信号，中国低成本、资源（资本）密集型发展的结束，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重工业为主体，最主要的污染者）就不会优化它们的流程，从而走向高端。

如同70年代的日本，中国拥有公共财政的强力优势，能够支持下一步的经济变革并为环境污染买单。也如同快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中国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能够影响到产业重组和发展改革投资。但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可以从世界对气候变化关注的中受益。例如，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而减轻了国内力量造成的对改革的阻力，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回击了环保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另外，中国区别于日本的另一特点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政治和政策的高度集中，这导致了中国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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