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个合理化计划，直接引起了煤矿工人和矿主、资方之间的严重对抗。

　　1959年1月，根据合理化计划，日本国内的主要煤矿之一三井矿山提出了解雇6000人的计划。解雇采取了召集自愿退职者的方式进行，但只有1324人应征接受退职。8月，三井矿山又一次提出了解雇4580人的第二次合理化计划。属于三井的三池煤矿分摊了其中的2210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池煤矿的劳资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谈判虽然艰苦，但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11月末，资方坚持对1942人下了“退职劝告书”，实际上就是解雇了这些人。

　　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1960年初，三池煤矿被封闭，工会为此举行了罢工。随着罢工的长期化，工会内部出现了分歧。5月，组成了新工会。新工会希望能主动结束罢工，接受资方的合理化计划。

　　1960年3月28日，在新老工会之间发生了各有1000余人和1600余人参加的严重械斗。总共有两百多人受伤，其中不少人还受了重伤。第二天，老工会的一名成员还被介入此事的暴力团成员杀害。

　　三池煤矿事件给当时的日本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平息事件，政府不得不出动了大量的警察部队弹压。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政府没有采取支持煤矿工人这个弱势群体的政策，而是硬着头皮坚决实施了能源转换政策。

　　最后，事件以工会方面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此后，煤矿产业的缩小和雇佣调整急速地进行。1960年，煤炭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5448万吨，以后就逐年下降。1970年为5970万吨，1980年为1802万吨，1999年则降到了591万吨。从业人数方面，1960年为54万人，1970年降到了22万人，1980年为13万人。到2000年，只剩下了6万人。与此同时，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了日本主要的初级能源。日本完成了至关重要的能源结构转换。

　　看起来，作为弱势群体的日本煤矿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利益被漠视，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残酷无情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所剥夺。

　　可是现在，又有什么人还会为此感到遗憾呢?又有什么人依然坚持认为应该抱住煤矿工人的就业岗位，不应该进行能源结构的转换呢?可以说，假如日本没有在1960年代顶住工会的压力实现了能源结构的转换，那么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出现的。能源结构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离开廉价清洁的石油能源，日本就不可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当时那些被解雇的矿工，他们虽然在客观上承受了能源结构转换的代价，付出了牺牲，但这种代价和牺牲其实比他们认为的要小得多。他们后来的境遇也远比他们当初想象的要好得多。这个观点即使在当时也是成立的。后来的跟踪调查表明，失去工作的矿工中，有80％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他们虽然失去了煤矿的工作，但由于能源结构的调整是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件能够带来收益的调整。那么，在整体经济受益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也就不难找到新的工作了。

　　至于后来，当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后，由于整体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这些离开矿井的矿工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水涨船高，今非昔比了。不需要特殊的慈善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后，他们自然就得到了最好的补偿。

　　弱势群体的利益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切，但这种重视知关切不等于必须无条件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看上去是合理的。实际上，单独提出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问题，这往往就是错误政策的开始。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社会中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需要关注的是调整和变迁是否符合经济的规律。不能为了马车夫的利益而限制汽车的发展，不能为了蜡烛行业的利益而限制电力的发展。面对新技术和新产业，他们虽然是弱势群体，但照顾他们的最好方式决不是维持原来的特定利益格局。

　　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这种经济制度是和任何的特殊利益都不相容的，不管这种特殊利益是来自于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中立的规则。坚持这种制度能够确保整体经济产出的最大化，但并不能确保任何特殊利益的最大化。类似的是，足球规则只能保证足球比赛的正常进行，而不能保证任何特定球队必定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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