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

企业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成功源于日本的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和与外部联系中的诚信。日本职员的团结、协作和同甘共苦，还有像休戚与共、甘愿为企业、团队不计个人得失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令人惊讶。在与外部的联系中，日本企业的诚信度是世界公认的。诚信来源于团队内个体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而日本企业文化的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
　　
　　儒家文化的引进
　　
　　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7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史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的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的人伦关系、忠、孝、诚、信等经过诠释与吸收逐渐日本本土化了。有专家说，日本文化的中心是儒家文化，这一点都不为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根基就是日本化了的儒家思想。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从字义上理解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儒学思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
　　武士道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为严格的教诲，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是武士最忌讳、最不屑一顾的；勇是敢作敢当、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如刚毅、不屈不挠、大胆、镇定自若、勇气等品质都属于勇；仁是恻隐之心，爱、宽容、同情、怜悯是人的精神中最高尚的东西；礼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郑重；诚是信实和诚实，高于礼之上；名誉则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义是对上的服从和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武士道最初作为武士阶层的行为之“道”，通过多种途径流传、传播开来，也向全体国民提供了道德标准。虽然平民可能未达到武士的高度，以之为中心的“和魂”却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就是因为“和魂洋才”的支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已经成为历史，如散落的樱花一样，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神根基。
　　
　　武士道精神的延伸
　　
　　虽然武士道精神由上到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根本，但具体把这种精神和思想平民化的是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岩和末期的二宫尊德。
　　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商业资本的发达，从事商业活动的町人力量越来越强，给商人现实生活以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了町人的生活哲学——心学。心学的基础是性理学，即程朱儒学。石田梅岩是如何把心学转化为町人的实践哲学的呢？ 他首先肯定商人及商业的存在意义。他在肯定士农工商这种身份制社会的同时，又主张尽管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在职份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商人既要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又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职业的存在意义。并通过解释和论证，把他普遍性的天人合一的性理学同特殊的经验世界中肯定商业的思想结合起来。
　　梅岩认为，正直（诚实取利）和俭约是商人之道。非法取利是商人的不正当行为，是恶德，以正当方法根据当时市场的变动取利为正当利益。正直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还表现在占有关系中。“我物即为我物，人之物即为人之物，借出之物要收回，借来之物要归还，不能有丝毫私心”。此外，在人际关系中，“行正直，则世间同归和睦，四海之内皆如兄弟”。这样，他把正直作为人伦之本，认为是行商的基本条件。俭约在梅岩那里有比经济意义更为深刻的含义，被视为是根本性的道德。不仅是治家从业的个人道德，也是治国的社会道德。俭约不是吝啬，“万事唯随法”，即根据物的性状和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它的效用。
　　石田梅岩逝世后，在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心学运动很快扩展到以江户（今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除九州外，全国约建有200个讲习梅岩心学的学舍。通过各学舍的教育活动，给与町人、农民、武士等各社会阶层以巨大的教化，确立了以正直和俭约为主要道德条目的伦理道德观。商人根据商人之道进行正当的商业活动，不仅为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明治以后日本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现代商业企业规定了经济伦理规范，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现代商业企业文化仍然恪守着梅岩的“道”。
　　在梅岩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报德思想家——二宫尊德（原名二宫金次郎，1787～1856），是日本的教育家、农学家，也是日本本土派思想家。他的报德思想在明治时期即得到了认同和推广，对普通民众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勤、俭、让的生活观，顾名思义勤即勤勉、勤劳，俭即俭约，让即推让。他的这一生活观是融合了儒学、神道和佛教的说教及自己年轻时经历而形成的信念。与武士道精神和梅岩心学一样，其基础还是儒家思想，但与传统朱子学的天道即人道、强调人应该遵守天道不同，二宫尊德区别了天道与人道，并主张以衣食住为根本的人道的独立性。在他人道作为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资本制经济的工业、农业并重、重视实践与经济发展的思想。二宫尊德的报德精神的两大支柱是“道德”与“经济”，他说过“忘却道德的经济是罪恶，忘却经济的道德是空言”。后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经营理念与二宫尊德的理念完全一致。
　　二宫尊德是农学家，但他的目光却不仅限于村落，而是投射到整个国家与社会。勤劳是他提倡的一种人类应有的生存方式，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勤奋努力，勤劳是报天地生育抚养之恩德。对于勤劳换来的劳动成果，要节俭，但并不是消极地节俭，而是提倡以正当的消费和积极的劳动来增加社会财富，积累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最终目的在于报德。他还认为各个职业之间没有地位差异，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应该兢兢业业、坚持到底，教导人们应该有热爱本职的敬业精神。对于商业，他认为商业的目的是为了流通商品的有无，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同石田梅岩一样，他也强调要顺从“商道”。“商道”就是以诚实正直的心来对待商业，把经济与道德相结合。
　　明治时期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全面地转变为面向社会一般的报德精神。1905年（明治38年）“报德会”成立，创办刊物《斯民》，研究宣传报德思想。1912年（大正元年）改为“中央报德会”。这期间关于报德思想的文章和刊物大量发表和出版，对日本国民的教化、内政改良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报德思想及其中体现的职业伦理既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稳定了社会秩序，又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鼓励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日本商业及企业界仍然普遍适用。
　　
　　文化渊源的意义
　　
　　不论是武士道精神还是石田梅岩的心学，还有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等，其根源其实就是吸收并发扬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今天，日本知名企业中如京瓷、松下等各个企业文化的特色虽不同，但可以说基本都与传统儒学思想有关，并融合发展了神道佛教等的教诲，这也证明了传统的东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还是极具生命力的。
　　日本的崛起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注意，加之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和生态领域问题并由此引发的弊端也日渐突出，很多学者不断的在开始研究如何在东方传统文化上构建企业文化并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能够保持长久不衰的知名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团结内部，引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在民众对社会问题认知及判断能力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诚信式企业文化建立对企业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何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优势构建自己的企业文化以便不断提高和发展，不妨可以借鉴日本一些企业的成功之道，当然在这同时还要注意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以求良好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