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的宗教一样，神道也有一个类似于人间的等级体系“社格”。“社格”基本上可分为“官社”和“诸社”。官社有“官币社”、“国币社”两种，每一种又各自分别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划分，就像社会学上人们划分官方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一样，主要是依据神社的财源。官币社的财源是由皇室奉献，国币社则是由政府的国库支付。祭祀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因被定为“国家总镇守”而具有超越一般社格的地位。“诸社”可分为府、县、市、町等层级，由各府、县、市、町提供财源。此外，还有一些神社属于不具社格的“无格社”，大概只能靠民间善款维持。

　　严格说来，神道教并没有耶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佛教的《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样的宗教经典，它的代表性经典，是成书于8世纪的两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有上、中、下三卷，全书收纳开天辟地以来至公元628年推古天皇的各种神话、传说、歌谣与历史，于公元712年由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命撰成。《日本书纪》共计三十卷，是日本最古老的官撰正史，以汉文写成，记载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公元697年）的事迹，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与太安万侣等人完成。

　　日本的神社信仰与中国的庙宇信仰在对待“死”的看法上很不一样。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人死之后，是从人间阳界去了阴界地府，老人去世时，后辈要哭丧，尽情表达晚辈的悲哀。而根据日本神道，人本是神的子孙，人死了不过是回到天国诸神的行列，对死抱着一种坦然的态度。

　　在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以前，日本佛教盛行，那时的神道教只处于依附地位。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国家神道），神道由民间宗教信仰变成国家宗教信仰，成为明治政府宣扬和灌输天皇至上、誓死效忠天皇和大和民族优胜思想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总部以盟军名义发布《神道指令》，实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神道教遂还原为民间宗教。但至今日本仍有少数极右翼分子，想借神道教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在被日本占据过50年的台湾和日本建立过伪“满洲国”的中国东北，神社都曾作为殖民教育的一部分。台湾在日据时期建立的神社，最盛时达到近200座。中国东北至今仍可散见个别遗留的神社。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四天，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悄悄离开他“满洲国”的“帝宫”。据他后来自述：“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的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日本人已放火把神庙烧了。”

　　在如今日本的民间生活中，神社祭祀越来越丧失其本初的宗教含义，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民俗”。人们在一生的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许多与神社信仰有关的习惯，如很多家庭在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第33天，就会被老人或父母带往神社参拜出生地的守护神。男童在三岁和五岁，女童在三岁和七岁时，也会被带往神社参拜、祝贺及祈愿孩童的成长。每年新年和重要祭祀日，日本人大多会到神社参拜。成年后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婚礼是采用神道仪式，当然现在也有许多时髦的年轻人，喜好采用在教堂里的基督教的结婚仪式，为的是能够留下她（他）们仰慕已久的白色婚纱照。但如果你问他们，神道教与基督教或佛教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怕是十个有九个答不出个一二来。

　　在西方学者写的宗教发展史里，认为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信仰属于一种原始信仰，只在原始部落或耶稣降临前的古希腊时期出现过。有的宗教学家还认为，基督教是通过推翻“异端的万灵论”而使人们有可能以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看待自然，多亏有了这个对异端自然观的早期胜利，才产生了西方科学。牛顿把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力，说明从追求至高本体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近代科学追求万事万物背后的统一律的历史，而这种思想是无法从泛神论、多神论中产生的。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19世纪写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确有振聋发聩之力，他强调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身创造了神。原始民间宗教起源的理由，不过是作为人追求规避生活风险的精神社会保障系统。

　　但文化和信仰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像技术和经济那样直线“进步”的，泛神论的神社信仰，与日本的后现代社会生活，似乎仍并行不悖。

　　而且，泛神论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日本有时还被转化成博采众长的技艺和生活态度。如日本的民法体系，在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德国为师，采用欧洲大陆法的框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则更多的是受英美普通法法律思想的影响，判例在日本法律实践中也非常重要。日本法律思想的转向，使一些自尊的德国法学家很是吃醋，认为这是日本功利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一拍即合。

　　日本的经营哲学很有实用主义的灵活性，能够把“君子言义不言利”改造成所谓“论语加算盘”和“士魂商才”的企业文化。既不忘赚钱，还能雅谈文化，真是一石两鸟的市场经济新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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