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人性之美的担当者

山田洋次不拍暴力和色情，只拍表现庶民喜怒哀乐的家庭剧，从中寻找正越来越被当下日本人遗忘的人性与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这人性之美的担当者，是女人。

山田洋次不是沟口健二和成濑巳喜男这样毕生处理女性题材的导演，不过他同样擅长拍女人。他镜头下的日本女子，无论是《寅次郎的故事》、“民子三部曲”（《家族》、《故乡》和《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中的倍赏千惠子，还是“武士三部曲”里的宫泽理惠及松隆子，或是《母亲》、《弟弟》和《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中的吉永小百合，她们皆善良温厚，朴素真率，忍辱负重，勤苦耐劳，既安于己命，又善体人意，“宛然是沉默的大地之母，自将死亡、病疾承荷”（影评人陈辉扬语）。她们是山田洋次心目中庶民真善美的化身，被寄予了深情。

在山田洋次的电影里，女人是家庭的主心骨，是日常生活的“定海神针”，是真善美的象征。在反常的年月里，她们的存在，更是对诸如战争、不义等非人性的抗衡。“武士三部曲”以“庶民的日常生活VS武士的义理世界”为主题，而女性无疑是日常生活的守护者，她们赋予武士对抗蛮横无理的武家义理的强大力量。

《母亲》、《小小的家》和《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三部反战电影则是以“女性VS战争”的形式，表达导演“人性的日常VS无人性的战争”的主题。在战争背景下，女人对一餐饭、一件衣服的辛苦张罗，女人经营日常生活的卑微努力，女人对儿女的关爱、对爱情和美的追求、对亲人的思念，她们疲惫虚弱的身体、悲哀的眼神、无言的泪水，都暗含了对无人性的战争的最强烈控诉。谈到《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时，山田洋次说：“明白总有一天要面对死亡却依旧生活着，这不就是人类吗？到了年纪就死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死于战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战争，真是一种罪恶，是一种谋杀。”

理解女人的命运，就理解了山田洋次电影的大半。

通众生的情 达大众的理

台湾影人吴念真访问过山田洋次，山田洋次说当他发现电影已然有它被期待的性格时，电影已经不是导演自己的了。他说：“当所有人都感动于美人鱼的歌声时，你愿意为了让她拥有跟你一样的脚，而让她失去人间少有的嗓音吗？”吴念真说：“人间少有的嗓音与动人的歌声，来自于山田导演绝对的自觉和通俗的创造。”

山田洋次对高雅的文艺电影不感兴趣，只拍大众喜欢的电影。他认为一部好的电影问世，大家看了能互相欣喜地说：“真好！啊，真是太好了！”这就够了。拍摄让观众“啊啊”欢呼着的、“哇哇”开心笑着的电影，即使到今天也依旧是他的梦想。

好的通俗其实不易做到，既要俗，还要通，这个通就是通情达理。通众生的情，达大众的理。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山田洋次的拿捏恰到火候，有时容许有过火煽情之处，但对众生皆持一种平正通达的悲悯情怀，即令如《弟弟》中流离浪荡不成器的弟弟，山田洋次也借吉永小百合饰演的姐妹的关怀加以悉心慰解，就像《寅次郎的故事》中妹妹阿樱一次次无怨无悔地迎接失意落魄归来的寅次郎。将自己置身于小人物之中，珍视他们的点滴悲欢，是山田通俗剧成功的法宝。

吴念真高度评价山田的通俗剧功力：“通俗是一种功力，绝对自觉的通俗更是一种绝对的功力。透过那样自觉的通俗传播，即使连大字都不识一个的人，都能得到和高阶阅读者一样的感动、快乐、共鸣，而且和所谓的知识和文化自然顺畅地接轨。也许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俗气的自己始终顽固地相信：讲理念容易讲故事难，讲人人皆懂皆能入迷的故事更难，而，能随时把这样的故事讲个不停的人，绝对值得立碑立传。”这可视为对山田洋次最高的赞誉。

向《东京物语》的三次致敬

山田洋次坦承年轻时讨厌小津安二郎，其实是看不懂，随着年岁渐长才开始佩服小津安二郎。其实，山田洋次的作品属于反映庶民生活的家庭剧，这正是小津安二郎等松竹前辈导演奠定的类型。山田洋次年轻时不懂或者讨厌的是小津安二郎看似千篇一律的内容、简素的表现手法和对人生的深刻观察，以及其作品中蕴含的乡愁。“那是旧生活、旧文化鲜活着的时代。家庭与乡土的约定、行事规矩、道德观……我希望告诉人们这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有多么重要。”现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行将消失的东西重又在他的电影中得到表现。

山田洋次曾将小津安二郎的《麦秋》和《东京物语》搬上舞台。在电影方面，早在1986年他就以《电影天地》向小津安二郎致敬。1996年，为纪念渥美清逝世而拍摄的影片《抓住彩虹的男人》（日版的《天堂电影院》），电影中即将倒闭的电影院所放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小津的《东京物语》。

山田洋次对小津的杰作《东京物语》可谓情有独钟，前后三次致敬：相比起《东京家族》，1991年的《儿子》反而最得《东京物语》神韵，不像前者拘泥到连片名和场景及镜头都照搬，过分刻意反而冲淡了影片的价值和可看性。《儿子》以山田洋次擅长的人物、擅长的故事、擅长的语言表现《东京物语》的主题：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家庭关系的解体。只不过小津安二郎更超然，山田洋次更通俗。小津安二郎更冷，山田洋次更暖。小津安二郎直面人类最终的孤独宿命，山田洋次仍相信人类还有希望，这在《东京家族》的结尾表现得很明显：失意的老人带着二儿子回到乡下，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大家一起动手重建家园。与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里笠智众孤寂一人的结尾相比，山田洋次的作品更传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信息。

《东京家族》最后热火朝天干活的场面中，明显还差一个现场说着“劳动者诸君”（早期寅次郎的经典台词）把大家逗乐的寅次郎，于是，山田洋次在最新作品《家族之苦》中就索性以《东京物语》的外核包裹了一个“寅次郎”内核的喜剧故事。当小津安二郎作品中的父亲，化身为年老的寅次郎，面对老妻突然要离婚的请求，他和家人将如何应对这场大地震呢？答案在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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