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索尼的第一反应，是对这次抽查的检测标准提出了质疑。后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一直抓住标准问题不放态度强硬的索尼公司第二次发表公开声明，首次承认了浙江省工商局的抽查结果，并对公众道歉，同时宣布暂停销售6款有问题的数码相机。

    然而，对于不少已经购买了索尼有问题数码相机的消费者来说，仅仅道歉他们是不会满意的。但由于中国还没有数码相机产品召回的相关法律制度，所以无法强制要求生产厂家召回不合格产品。

    而在这方面，西方企业表现要好得多。他们知道要保持长期的盈利水平，就要融入当地社会、贡献社会，西方公司在中国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比日企更为成熟。

    韩国企业在最初，也是短期盈利导向的。不过现在很多大公司，比如三星，已经开始注重长期的发展战略。韩国三星总部计划在中国建立第二个三星，这在三星的整个全球经营战略中非常重要。而要做到这点，努力融入中国社会是必须的。三星的中国口号是“做中国人喜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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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化进程缓慢

    传统上，西方公司的亚洲总部一般设在日本、香港或者新加坡。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开始把亚洲区域运营中心移入中国，比如沃尔玛。与此相类似的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总部。在九十年代末期，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中国物流、交通等方面的改善和提高，日韩企业感到需要针对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设立一个统一的系统机构，以一种一体化的形式管理品牌和公共关系等。

    在本地化方面，日企比西方企业要落后得多。首先体现在关键决策上，依靠日本人内部作沟通，自己做决策。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决策缓慢。比如要在中国做广告，从申报到总部的审批，一般至少要一两个月。以推新机来看，如果中国市场青睐折叠的某款机型，而要申报做这样的机型要等到两三个月，那时市场早已变了样。又比如，手机市场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设计更新快速，而日本企业的更新速度仅为韩国和西方企业的三分之一。

    另一个错误是日企总试图实行日本的管理方式。根据2004年版中国日本商会以及2003年版的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法国商工会所属会员企业名簿发现，在日本企业与美法企业之间，中国籍或华人作为企业代表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中，日本企业中中国籍或华人作为企业代表的有43家，仅占总数477家的9.01%；而美国和法国分别有478家和44家，分别占总数711家和167家的67.23%和26.35%。一些在中国的知名日本企业中国高级经理、行政副总裁，大多数都说不会建议职员加入日企，因为发展空间有限。

    韩国跨国企业与日本相似，多数韩企人力结构仍是普通职员为中国人，中层管理人员以上为韩国人。但近年来取得一些进展。根据三星经济研究院对553家在华韩国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见图二。

    

    图二：韩国企业人力结构现状

    来源：三星经济研究院（503家公司作答）

    与西方跨国企业的活跃的研发活动相比，日本跨国公司一开始没有把研发活动转移到中国，有问题就到日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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