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贫困惹的祸？

　　借用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一个幽灵，一个被称为贫困的幽灵，在列岛徘徊——一句话，都是贫困惹的祸。但这种贫困的深刻性，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小泉政权实行的“构造改革”造成的负面遗产。而既然是起因于“构造改革”的问题，那么问题本身便也是构造(结构)性的，具有延烧的特点，至今仍在蔓延；第二，这种贫困并非像黑非洲难民那种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绝对贫困，而是一种相对贫困，使陷于其中的人抱有很强的被剥夺感。用NHK专题纪录片的表达，是“Working Poor”，即劳动贫困，意思是即使再努力工作，也无法脱贫。

　　新自由主义登场于1970年代。当时，英、美等国家陷入长期萧条，民生凋蔽。为突破这种危局，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了限制工会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原本被看成是产生于19世纪末产业革命后的英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现代版，其实质是本着竞争和放松管制的市场原理，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两种只一字之差、貌似“孪生”的理论，却有一个本质的分野：自由主义有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像两个支撑其身体的轮子；新自由主义却只继承其经济的一面，而拒斥政治自由主义，其结果，便形成了所谓竞争至上的暴走，使自由主义本来包含的宽容的经济合理性一面受到践踏，导致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基础的严重危机。

　　因为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信赖”(Trust)。在物物交换时代，交易的对象都是熟人(亲友、邻人等)，但随着货币的介入，交易对象变成陌生人。正因此，要与互为路人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话，交易双方须达成一项底线共识，那就是对包括通货在内的社会体系的信任。

　　日本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并非自小泉始，早在中曾根(康弘)政权时期，便开始了相关的理论检讨，而有些前期铺垫(如行政改革等)，则始于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但1998年，桥本遭遇参院选举的惨败，黯然下台。后来的小渊(惠三)、森(喜朗)内阁，不得不以保住自民党的支持基础为第一考量，不得已又复活了一度被桥本削减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小泉上台后，凭借其以不菲的民众支持为合法性后盾的政权凝聚力，再次打出了被称为“构造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指向的看板。加上其与布什甚笃的私交，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倚赖美国一极，支持其在全球展开反恐战。这种政治、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又反过来强化了国内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成色。于是，小泉执政5年有半，新自由主义的妖怪附体于“构造改革”的躯体，长驱直入，深刻改写了传统日式资本主义的面貌：竞争至上摧毁了社会的信赖关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并开始定型化；曾几何时，曾被日人视为骄傲与制度正统性最大来源的“一亿总中流”，日益为“一亿总下流”的严峻现实所置换。

　　其中最深刻的问题，莫过于传统日式雇佣体系被打碎，代之以大量非正规雇佣的劳动大军，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却被大幅削减的现象。而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成片拆除。从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加了490万人，而正规雇佣的会社员则减少了450万人。在和平年代，劳动力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暴变”，可谓触目惊心。即使当年撒切尔主导的英国改革，以失业和破产者为对象的生活保护费、失业补助金等社会保障预算也是激增的，而日本却为减轻企业负担、维护效率计，连这一块都成为削砍的对象。文化上崇尚平均主义的日本，虽然在贫富差距上尚不及美国大，但福利国家体系却先于西欧崩溃。原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数据表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贫困率较西欧低；但据2006年OECD发表的《对日经济审查报告》，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这个全球老二的经济大国，终于成了与美国比肩的“格差大国”。

　　贫困人口，尤其是35岁以下年轻人中贫困人口的激增，已然出现因无家可归而整日背着背囊踟蹰于不同网吧之间的“网吧难民”现象和派遣劳动者的时薪由用工单位以招标形式竞标，价格最“合理”的派遣单位才有可能赢得派遣合同的、被批判为“现代奴隶市场”的非人现象，直接、间接起因于此的犯罪直线上升。历史上，日本曾实行过把贫困人口成批移民海外的反动弃民国策(如南美移民和“满蒙开拓团”等)，而目前的批量制造贫困，放置、坐视社会贫困的定型化、扩大化的某些“改革”政策，被舆论斥为历史上弃民政策的翻版。

　　重新洗牌背后的博弈

　　毋庸置疑，正是社会贫困化空前严峻的现实构成了杂志市场“重新洗牌”的大背景和主要动因。但表面的“重新洗牌”潮流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独立系“硬派”杂志的群体性崛起。这些刊物的定位、风格、题材及读者群是如此接近，乃至其共同发言时的分贝之高、火药味之浓格外引人注目。

　　从其直视“格差”社会贫困化的问题意识、捍卫底层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讨伐贫困化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向主流社会讨说法的政治诉求和战斗姿态上来看，好像一场新的左翼社运方兴未艾。但是，细加观察、分析便会明白，这个新兴社会阶层其实成色颇复杂，政治诉求也不尽相同。如在上述“硬派”杂志上频频登场、被视为这个阶层主要理论代言者之一的70后美女作家雨宫处凛(Amamiya Karin)，22岁时曾加入右翼团体(“突击队”)，后与友人结成名为“维新赤诚塾”(名字也很“右”)的重金属摇滚乐队，并担任主唱。但后来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个人作为“社会人”在就业等方面遭遇的歧视，使这位曾经的右翼文艺少女“转型”为左翼立场的作家和社运活动家(确切地说，是被人看作经历了“左倾化”的“转型”)。

　　不过，就雨宫自身而言，她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从“右”到“左”的“转型”，她认为自己所关注的，是超越“左”、“右”边界的普遍性问题。今年5月，其在《朝日新闻》撰文指出：“直到最近，既存的政党及团体，不问青红皂白，把飞特族和尼特族(日人造语“NEET”的音译，为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英文字头。)一概斥为‘不求上进’，而不愿正视格差和贫困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被逼到了生存边缘，为活着只能起来。我们的运动，并非以被称为左、右的思想为出发点，也有别于只把劳动者作为对象的劳动运动——我们是扎根于贫困的生活实感之中的生存运动。此前，因自身在关于社会结构和斗争方法上的无知，屡受国家和企业的强暴。但自从我们发现只要自己动起来，社会就会所有改变之后，斗争变得其乐无穷——一场以生存为赌注的反击已然开始。”这种宣言式的表达不啻为向主流社会宣战的战表。

　　但这种看上去的“左翼”其实完全不同于既有的左翼，用东京大学准教授、社会学者、《不平等社会日本》一书作者佐藤俊树(Sato Toshiki)的学术界定，前者叫“虚拟左翼”。因为，“与既有的左翼不同的是，现在的‘左翼’，是一种假想的左翼，一种假想的共同体主义。他们并没有实际参与国家和经济的运作，也没有把人类历史以唯物史观来加以阐述的想法……”同时，佐藤不无忧虑地指出：“惟其‘虚拟’，才有从‘左’向‘右’转向的危险。”而当钟摆真朝“右”摆时，未必不会与“大国化”的极端保守潮流合流，呈现与“虚拟”、“假想”的方向相反的暴走。

　　两年前，发生反保守派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紘一的老家遭极端右翼分子纵火事件时，新右翼团体“一水会”(右翼中坚团体)顾问铃木邦男在对新闻界解释事件背景时，曾说过一番颇耐寻味的话：“现在的杂志，越来越火爆，写的东西比右翼还像右翼；网络上的言论，让右翼都跟不上趟。这样的话，老派的右翼也许只有用那样的行动才能表达自己吧。”真保守加“虚拟左翼”等种种疑似、潜在保守，使保守派舆论升温，连老右翼们都感到了某种“危机感”！其结果，导致极端右翼升级，并开始诉诸行动化。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困问题的定型化、长期化和从社会舆论到国家战略的日趋保守化，日本社会确实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潜流在悄然涌动，且不无涨潮的危险。就在本月18日凌晨，前厚生省退休事务次官(副大臣)山口刚彦夫妇双双被刺杀于家中；无独有偶，同日下午，另一名前厚生省退休次官吉原健二的家遭谎称宅急便的男子闯入，吉原之妻美知子被刺伤，凶犯逃脱。尽管有关事件背景警方正在调查，结果有待公布，但显然是针对厚生省的连环凶恶犯罪。厚生省作为管理国民退休年金和社会保险的政府职能机构，因发生过诸如5000万份社保记录遗失等渎职过失，备受舆论的谴责，并被要求为濒于崩溃的医疗保障体系承担责任。但即便如此，光天化日之下针对公民个人的恐怖袭击，无论如何是野蛮行径。

　　有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失去的一代”以降的年轻世代，其所标榜的“左翼”，一方面是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残酷现实的一种本能反抗，另一方面也不无某种新鲜感。作为一代青年摸索、思考的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案，在提供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危险。因为有时，极左与极右只有一纸之隔。这方面，在日本和其他国家，都不乏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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