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在中日外资企业里做了一个心理实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企业正在开会，这个会议对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这时有人通知你，你的父亲要死了，你是否回去？
日本人绝大多数是不回去，而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回答是回去。

后来又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这个会议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这时一个曾经在你人生道路上给你很大照顾的人要死了，你是否回去？

日本人绝大多数说回去，而中国人绝大多数说不回去。

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要进入日本集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一个人所谓的“立身出世”，不能靠个人能力实现，往往也不能靠父亲的权力和财富实现。个人所必须通过的是“照顾”和提拔“自己”的“顶头上司”，所谓“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因此“照顾”过自己，也就是提拔过自已的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日本人在上述的受其照顾的人要死去的心理实验中必须选择回去。

而在中国的集团构造中，上下前后的序列关系是有弹性的、有限界的，在传统的中国集团中，“长幼之序”或者一定社会地位的顺序虽然作为一种明确的礼节被遵守，但由于个人的实力和功绩，这种序列是可以变化的。

首先，日本的大学院不能单凭几张试卷录取学生，要有“面试”，而“面试”是对学生的学识、举止，对师长的尊重程度等多方面的考察，试卷再好的人，也会由于“傲慢”“无礼”等举止落选，而中国的相当于日本大学院考试的研究生考试，大多数仅凭几张试卷和论文录取，有许多场合，师生根本不相识。

第二，日本有研究生制度，就是在大学院入学之前，可做两年研究生，这与其说学问上的履修，不如说是和导师间互相习惯的过程，更不如说是考验学生进入集团的态度是否符合标准。没通过研究生直接进入大学院的比例很低。而中国没有日本式的研究生制度。在日本，当你基本学识具备后，你的前途就几乎完全决取于有没有实力的“照顾你的人”。

这种中日间心理构造和处事方式的不同，是与中、日之间的集团性的不同有深刻的联系，日本的集团构成，用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以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