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8年制定《一揽子贸易和竞争力法》为标志，美国开始对日本实行“敌对性通商法规”，尽管如此，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与1985年(大约400亿美元)相比，仍然是有增无减，贸易不平衡状态没有得到明显纠正。

    上世纪90年代逼迫日本推行“结构改革”

    由于“泡沫经济”的效应，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迎来鼎盛时期：外贸盈余(1991年1034亿美元)、海外净资产(1991年3830亿美元)及人均G D P(1993年35008美元)、产业竞争力(1993年)、制造业技术水平等都跃 居 世 界 首 位 ；G D P占到世界的14.1%；世界十大银行当中，日本占6家，日本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占债权比例高达40%左右。日本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富有的国家。

    与此同时，政治家们提出，日本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要做“政治大国”。文人学者甚至发出“新的日本文明将以亚洲为中心形成文明圈，向世界扩展”的豪言壮语。对美国说“不”的言行在政界、经济界及学界均有表露，大有日本是“地球的统治者”的气势。

    这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特别是在冷战终结后，美国把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作为国策，此时的日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实威胁与挑战。1989年初，供美国国会议员传阅的文件《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冲击》称，美国面临着两场“世界战争”———对苏联的军事斗争和对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

    美国决定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日本这个异教徒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从1994年起，美国通过“一揽子经济协商”，每年都向日本开列具体的“改革要求”项目，强迫日本进行结构改革，改变日本的经济制度，向美国看齐。这个进程从中曾根内阁时代就开始了，到小泉内阁达到高潮。

    小泉打着“改革”旗号，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里实行“从官到民”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引进“能力主义”、“成果主义”等美国式竞争机制。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在劳务制度方面实行“派遣工(合同工)制度”、对邮政制度实施“民营化改革”、对金融体系及“商法”等经济制度进行自由化改革。

    这些“改革”对于美国而言可以说是颇有成效。但是，对日本来说，则 留 下 了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进 一 步 减缓、国际竞争力衰弱、国民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相对贫困率增高等多种后遗症。日本至今还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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