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感到有些沉重。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是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曾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曾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如今的日本和中国,好比叶孤城与西门吹雪、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希特勒与斯大林,注定中的对手,宿命般的对决。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
主只能有一个,一山容不下二虎。
了解日本,了解对手,知己知彼,显然很有意义。
先谈日本的“武”。
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时常会看到日本军官用“武”或“武运长久”之类的匾额装点办公室,普遍佩戴武士刀,战斗中勇悍绝伦,战败了就用刀切腹。——那便是“武士道”,千百年来日本人的精神鸦片。至于“武士道”的精神内涵究竟是什么?可以用樱花比喻武士,引一段很经典的描述:
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在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凋谢时有个特点,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于枝头。——这就是日本武士所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只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
怎么样的人最可怕?怎么样的军队最可怕?二战中的日军已经告诉过我们:连死都不怕的人最可怕!由一群不怕死的人组成的军队最可怕!
当代的日本人并没有丢弃传统。一个有着充分尚武传统的民族,武装以讲究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毫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信仰……信仰的力量,大到足以摧毁任何看似无比强大的事物。
次谈日本的“忍”。
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与国人动辄拍桌子摔凳子不同,日本人是很讲究礼貌和忍让的。换句话说,日本人往往很理性。当然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愤青了,当然有愤青,为数还不少,尤其是右翼愤青,但与社会的主流相比,只是条偶尔泛起小风浪的臭水沟罢了。
追本溯源,可以从日本天皇谈起。天皇在日本被尊为神的化身,但在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之后便沦为傀儡,丧失了全部的权力(其实还更早一点,幕府时代之前的藤原氏和平氏先后操纵天皇)。直到近代西方入侵背景下的1868年,倒幕派组织倒幕军,驱赶了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布天皇诏书《王政复古大号令》,使一切权力重归天皇,开始明治维新。此距天皇失去权力已800多年,称得上“一醉千年”。天皇能忍吗?
提到“忍”,不得不提德川家康。这位不世出的“大忍者”,为了韬光养晦竟连老婆儿子也牺牲了(具体可参见本人老ID无边落木之烧烤文),虽则后来终于成就德川家近三百年的幕府基业,却令人不得不对日本人的“忍”起了一丝寒意。当今的日本,受累于二战的失败,受庇于美国的羽翼,正处于一个“忍”时期。和平宪法之下,不时有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日本就如同一个时时窥探对手动静的忍者,暂时藏起锋利的爪牙。待到时机来到,忍者化身为剑客,以图发出致命一击。极致的理性很可怕,暗处的敌人最危险!
再谈日本的“学”。
在我看来,大和民族并非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而是非常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还能够审时度势很好的解决向谁学,怎么学的问题,融会贯通之后甚至可以青出于蓝。隋唐时期的中国号称天朝上国,唐朝皇帝从太宗开始到代宗均被外族人尊称为“天可汗”,中华文明正当鼎盛。当时的日本仰慕中华文明与儒文化,曾先后十三次派“遣唐使”西渡取经,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典籍……并引发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促进了古代日本的大发展。此后,日本与中国联系不断,交往频繁。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的积弱不振,西方列强主宰世界,敏锐的日本人立刻果断的“脱亚入欧”、“弃中学西”,极度重视学习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先进技术,在滚滚历史大潮中又扮演了一回聪明的“投机者”角色。甲午战争,曾经的学生居然打败了老师……日俄战争也是如此。
武,忍,学——信仰,理性,投机,构成了今日日本人之国民性,这也正是我们的"宿命对手"——日本的最可怕之处。
反观今日之中国:信仰缺失,愤青遍地,刚愎自用、闭目塞听者众。
突然想起日本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织田信长。他在引入铁炮这种新式武器之后,虽然立刻发现了其由于填充火药时间过长不实用的弱点,但是并没有放弃。反而运用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三段击”的战术,即战斗时士兵列成三排分别以填弹、准备和射击。这样便很好地弥补了缺陷,发挥出冷兵器时代热兵器的最大威力。1572年的长筱之战,在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术面前,因循守旧的曾经最强者——武田家的骑兵部队一败涂地,未几便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人只是一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和蹩脚的社会思考者,却仿佛已看到了未来危机的日益逼近。此文草就于8月15日,此中涵义,留待睿智、理性的人思索之。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