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山如此，看一个国家亦如此。

　　近来，诸多评论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远远不够，在许多复杂的原因中，或许有一点值得关注：中日同为东方儒学文化圈，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混杂，颇难研判。圈子外面的人似乎看得更清楚些，否则，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大作《菊与刀》也不会多年来被文化学界奉为经典。

　　格里高利·克拉克就是一位从外面看日本的人。这位71岁的澳大利亚学者现任日本国际教养大学副校长，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为澳大利亚政府工作数年后客居日本，在多所大学任教达30多年，著述甚丰。这期间，还在香港学习中文。

　　笔者和他相识，是在世界公众论坛“文明对话”第五届年会上，这个俄罗斯、印度、希腊共同主办的活动给予中国文化特殊的重视，单独开设了“全球对话背景下的中国文明”圆桌会议。会议也邀请了几位日本的学者介绍日本的文明，毕竟，它吸纳了来自中国的儒学，并加以发展、变革。

　　有关中日儒学差异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最为熟知的便是日本的儒学剔除了孔子的“仁”，孔子主张即便对待敌人也要“仁恕”，日本则没有这个概念，否则，也不会有日本侵华期间的种种暴行。这一点，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有着详尽的论述。

　　作为一个西方人，克拉克先生在认同上述差异的同时，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日本是岛国，由村落文化发展而来，他们的价值观基于本能，或者说，更感性，更实际；而中国是大陆文化，和外界有着长期的冲突和接触，因此价值观更理性。基于此，他总结出了日本人的14个特点，征得克拉克先生许可，笔者将这些特点简单陈述如下：

　　第一，具有强烈的群体性，习惯于听从命令。这恐怕是我们所熟知的，日本人行事整齐划一，好处是听话易于管理，坏处是一旦邪恶势力掌权整个民族会跟从，二战时期的对外侵略战争便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人关系之间令人不可思议的诚实。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在大阪附近的一个小村的汽车站附近，放着一袋一袋的新鲜蔬菜，旁边一块破木条上注明100日元一袋,无人值守，全凭顾客自觉把钱放到一个类似储蓄罐的盒子里。在日本，丢了东西不用着急，因为一般情况下拾到的人会送到最近的警察局。

　　第三，日本人是完美主义者，他们痴迷于秩序。日本人守秩序为全世界人所熟知，各大旅游景点，导游拿着小旗子带路，一群人默默排队跟着向前走的肯定是日本人。他们的完美主义，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卫生间干净程度的追求。日本宾馆房间都不大，但卫生间必定十分干净，好一点的都配有自动的“高级”冲水马桶，这一点毋需详细说明，用过的都知道。

　　第四，喜欢手工劳作；第五，集体合作意识强，偏好家族式管理；第六，对外来事物、思想持开放态度，对外来人却持排斥态度。克拉克先生认为，第三点到第六点，是日本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这些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正好相反。中国讲究“难得糊涂”、“中庸”，喜好谈原则不爱做具体事务，对外来的新思想进行排斥，对外国人却持接纳的态度。

　　第七，意识形态薄弱。这一点在日本政治方面表现得相当明显。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几乎一样，正因为如此，2006年小泉纯一郎靠打出邮政改革的旗号就戏剧般赢得大选。

　　第八，情绪化、黩武。侵华战争步步扩大，不知收敛，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惨剧，便是明证。

　　第九，外交、经济政策缺乏战略思考。克拉克先生认为，日本的外交无原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而经济政策的短视，也是造成经济“停滞的十年”的主要原因。

　　第十，理性主义的缺失。比如说，日本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教育系统，然而大学教育却非常一般，日本不存在理性主义，缺乏真正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第十一，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派别之争明显。克拉克先生认为，即使没有中央政府，日本各地、各部委也可以正常运作。

　　第十二，道德伦理的基础是重视羞耻，而非重视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彬彬有礼，笑容可掬，遵纪守法，待人以诚，却不肯对过去的罪行认真检讨的原因。

　　第十三，不喜欢法律条文。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日本至少在亚洲还算是法制国家。不过，有日本朋友说，和西方人相比，日本人遇事更愿意私下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打官司。

　　第十四，偏好特殊性，不爱普遍性。中国和日本在古代都经历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诸多原则，而日本则只有实践，缺乏普遍原则。

　　克拉克总结的日本人的这14个特点，为一家之言，笔者在此“借花献佛”，信不信，由你！(王冲)

    《中国青年报》  2007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