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日本，尽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收效甚微。那些因人工受孕而生育双胞胎、三胞胎婴儿的母亲们，觉得自己成了拯救社会的“英雄母亲”，她们自发组织起来，向政府和议会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援。2003年，日本一个全国性的多胞胎母亲后援网络应运而生，参加的有20多个多胎母亲团体。

　　因为社会的“少子化”，“寄生单身女性”成为社会舆论所非议和被“漫画化”的现象：“她们就会打扮享受，没有社会和家庭责任感，嗜好购物、聚会和旅行，30多岁了还自以为是豆蔻年华，依旧与父母厮守在一起当‘乖乖女’，还大言不惭地说孝敬老人。”但日本女性主义团体则给予回击说，“‘寄生单身’是现代女性时尚和最具现代韵味的生活方式，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社会‘男性至上’的根基。”据统计，超过25岁的日本单身女性是未婚一族中最突出的群体，在过去的15年里，快30岁还没有结婚的日本女性在未婚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30%增长到50%。在东京，70%以上的单身女性同父母住在一起。

　　日本“单身寄生女性”的增多，让那些房地产商也感到是有潜力的消费客户，他们的广告宣扬“有房子的单身女性，才是有味道的单身女性”。《东京都住宅白皮书》也显示，目前东京共有单身男性96万人，单身女性约60万人，其中花钱购买私宅的单身男性为8.5%，而单身女性为13.3%，而34岁是个分界点，年龄越大，单身女性的私宅占有率超过单身男性越多。

　　日本女性的婚姻、生育选择验证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教授的生育理论，这位人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的学者，很善于用理性选择的原理去解释人类婚姻、生育、教育、犯罪等社会行为。根据贝克在《家庭论》中的分析，生孩子的总成本，是由抚养的“直接成本”和因此而丧失的进修、娱乐、晋升等机会的“机会成本”构成的，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都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比“直接成本”增加得更快，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比农村、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高的比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女性的生育率要低很多。

　　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平均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也低，婚姻成了男性的地位和收入与女性容貌、体贴的交换。现代社会女性教育水平、收入和地位都不次于男性了，可怜的男人还有什么本钱能够交换？

　　把人类的婚姻、生育这种复杂的情感行为纳入冷冰冰的经济逻辑，让人感到像是对人性的“冷酷手术”，但这种分析的普遍解释力，又似乎让人不能不折服。但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也往往容易导致违背人类发展理性的“集体无理性”，奥尔森（M.Olson） 所揭示的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很多社会领域重演，生育过度抑制的现象是这样的戏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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