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也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进行历史上第一次电影放映的那一年，中日《马关条约》让中国人蒙受了近代以来的奇耻大辱。次年，电影艺术传到中国。这仿佛是个恶作剧般的巧合，中国电影的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与那面绘着滴血太阳的旗子缠斗在一起，这一斗就是半个世纪。

 
　　整体性“恶”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里，外国人很少见。除了演员、服装、道具等匮乏外，编剧也实在对外国人提不起兴趣来。然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次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从此，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35年，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了以东北流亡青年为主角的《风云儿女》，为危急关头的中国鼓舞了士气，也为十几年后的新中国贡献了国歌，从而成为早期左翼抗战题材影片中最著名的一部。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日寇的形象多以整体性的“恶”显现，没有细致的刻画，对白也不多，就像《指环王》中的妖怪兵团。

　　在1938年出品的影片《热血忠魂》里，导演让日寇发出了“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杀”的叫嚣，以此呼吁国人放弃幻想进行殊死抗争。1943年的《日本间谍》更是揭露了侵略者在东北屠杀、贩毒、武装移民等累累罪行，在早期抗战影片中属于题材挖掘得比较深入的一部。

　　1940年的《东亚之光》描写了一批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后，从侵略机器转变为反战宣传者的故事。它的特殊性在于，在片中扮演日军的是30多个真正有过被俘和转变经历的日本士兵。

　　走出单纯的反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批抗战题材影片，一直是中国人对那场战争印象最鲜明的画面，其中的许多对白直到今天仍然脍炙人口。而《地雷战》中那个裹着头巾，化装成中国农妇偷挖地雷的日军“地雷专家”的出现，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每当有男士把纱巾之类的东西往头上裹，周围的人便会大笑道：“活像个偷地雷的！”

　　受“革命文艺路线”的左右，这一时期的抗战影片的正面人物必须“高大全”，反面角色必须“短小暗”。在京剧《红灯记》的彩色电影版中，日本特务鸠山一出场，画面立即变得阴暗而肃杀，青色的冷光令人不寒而栗。

　　1982年，中国与日本合拍了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以中日两位著名围棋家为主角，描写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日本的普通家庭带来的苦难。片中的日本角色终于摆脱了单纯的反面脸谱。

　　1985年，正值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影视界争拍“抗日”题材成风，相当一部分作品中都有某“厌战”甚至“反战”的日军士兵形象。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安排某日寇指挥官的妻弟担任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血溅津门》中更是让恶贯满盈的日寇指挥官死在自己勤务兵的枪下，后者随即饮弹自尽，死前无限追悔地说：“我不该来呀……”

　　徘徊在两极间

　　半个多世纪前的《热血忠魂》和《东亚之光》，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影片中日本人形象的两个向度。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影片始终在这两极之间徘徊。于是，《七七事变》和《红棉袄绿棉裤》拍了，《南京1937》和《紫日》也拍了……

　　也曾有电影人试着去探索其他的向度。孙敏的《巧奔妙逃》和冯小宁的《举起手来》均试图用喜剧的方式演绎抗日战争，然而都未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大陆毕竟是那场战争最为苦难的受害者，在日本不断出现“教科书”事件的时代，很难像香港那样悠然地创作《富贵兵团》和《上海滩赌圣》。当然，欣赏还是可以的。

　　于是，国产影片中完全出离上述向度之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就显得尤为稀缺。这其中，一个是《古今大战秦俑情》结尾，巩俐扮演的“林冬儿”再次转世而成的那位日本少女，虽只浅浅一笑，风流却已尽在其中。另一个是影片《天地英雄》中中井贵一扮演的日本武士来栖，在所有国产影片中，他似乎是第一个堂堂正正死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个。

                           青年参考 (林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