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9岁的安藤辉也是一个5岁女儿的父亲，在高岛屋横滨店绅士服装卖场工作。他是公司里申请育儿休假年龄最大的男员工，至今这项纪录无人打破。

安藤的妻子也在高岛屋工作，夫妇俩在育儿问题上分工明确。周一到周五送女儿去幼儿园是安藤的工作，接女儿回家是妻子的工作。周六安藤休息，因此这一天的清扫、做饭、洗衣服、哄女儿睡午觉等，都由安藤一个人来做。

在最近10年间，像安藤这样， 40多岁出头才结婚生子的日本大龄男青年越来越多。就拿2011年的厚生劳动省统计结果来说，同年全日本有66万1895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男方在44岁以上的夫妇占总体的15.8%。而且这些大龄男青年还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做“奶爸”。日本管这叫“育儿男”。

家住埼玉县朝霞市的津田公典今年47岁，每天早晚都要骑自行车到幼儿园送迎5岁的女儿，然后再去上班。“奶爸”津田谦虚地说，“事实上，照顾女儿的工作还是妻子做的多一些。我除了送接外，还负责为女儿的房间制作家具，帮助妻子进行网络购物等，我俩是互补型的育儿夫妇。”

津田还说，之所以会做一个“奶爸”，是因为“婚前一个人生活的时期较长，去外国旅游、专注于兴趣等，这些事情几乎全都一一体验过。所以我不会像那些年轻的爸爸那样，感觉参与育儿是把自己的时间牺牲了。其实吧，最大的原因呢，是公司和上司肯给带薪休假的机会，不然怎么做‘育儿男’？！”

的确，除个人年龄、经验的要素外，大龄“奶爸”的增多，与整个日本社会的风气大转弯有关。

一向被认为是“男尊女卑”代名词的日本社会，于1999年制定《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并在内阁府等中央省厅及地方政府设立“男女共同参划局”。直到近年，这些举措才初步有了成果，开始刮起“男女共同育儿”的旋风。

比如鸟取县，从2010年开始就自称“育儿王国”，又从2011年开始，对积极给男员工放育儿假的企业发放补贴。员工总数在100人以下的公司，补贴金额为35万日元。为此，鸟取县男性在晋升新米爸爸后的育儿带薪休假率，由2006年的0.8%增长到2012年的3.1%，超出2.63%的全国男性平均育儿带薪休假率。2013年4月9日，在鸟取县知事平井伸治的呼吁下，鸟取县、广岛县等10个县还共同成立了一个“育儿同盟”会。

又比如东京都文京区的政府机构。截止2009年，文京区都还没有过一名男职员主动申请育儿假。但这个纪录在2010年4月被打破。打响第一炮的正是文京区的区长成泽广修。有区长带头，下面的就更好办事了。于是，文京区开始出现上级劝下级多请育儿假这样的现象。

再比如广岛县。该县男性平均育儿带薪休假率在2008年还是0.6%，到了2011年已经大幅上升至4.6%。还有京都府，为呼吁府内男性人人争做“育儿男”，在2010年末，索性废除育儿假次数限制等。为此，该府男性平均育儿带薪休假率从2009年的1%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5.1%。

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直接代表着一个国家活力程度的高低。但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的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1960年减少了四成以上。国家活力程度是越老越低。

日本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森雅子更是急得直跳脚，说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并且一遍遍强调，“育儿工作是至高无上的，要将这种观念传播开来，构造一个男人也容易申请育儿假的社会。”

可以预见的是，日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争当“奶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