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早期欧美各国博览会的其他非西方参展者，日本可能是最积极的参展者和学习者。日本主动参与世博会这样的现代视觉体制，逐步增加展品的现代性成分，同时不忘保留日本特色，将博览会会场视作战场，希望借这个符号和实体俱存的会展场域改善自我形象，宣传日本文化，学习西方。

　　上海世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抚今追昔，了解一下世界博览会（又称万国博览会或国际博览会）的历史，或能让我们更明白世博会的意义。目前能找到的有关世博会的中文出版物，在笔者看来，有两本专书别具一格：一本是日本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所著的《博览会的政治学》，另外一本是台湾政治大学吕绍理教授撰写的《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以下在引用时分别简称吉书和吕书。两书皆是采用文化史的视角，汲取了人类学和福柯的理论资源，对近代博览会进行了阐述与解剖，尤其讨论了博览会同日本的关系，乃至日本的博览会实践及其对殖民地台湾的影响。 　

　　博览会是源于西方的一个制度创新，是知识分类、学术分科和现代性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霸权的表征。作为文明化的视觉体制与现代性的象征之一，博览会受到西欧各国的追捧，欧洲各国十八世纪末以来纷纷举办局限一国之内的产业博览会，直到1851年5月1日近代第一个万国博览会在英国伦敦开幕。之后，此举引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强国及美国的模仿，纷纷举办万国博览会与专门的产品展示会，这股风潮也影响到后来的日本，包括对世博会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种展示”行为，日本亦进行了效尤。

　　实际上，日本人与欧洲世博会的直接接触，始自1862年的第二次伦敦世博会——在英国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的安排下，除了出展传统手工艺品，日本还派出了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三十八人使团。使团成员在参观完伦敦世博会后，立即认识到博览会“寓教于观”的作用，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匪浅。随后，日本陆续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和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对日本尤具意义，日本除抱有“日本趣味”、宣扬日本文化的目的参加外，还将博览会定位为振兴工业和富国强兵的不可或缺机制。在会展结束后特意留下专门人员进行观摩学习，希望将维也纳的经验运用于日本。此后日本举办的历次“内国劝业博览会”都是以此为蓝本，“参加维也纳万博而得来的认识，后来就成为明治时期举办‘内国劝业博览会’的基本前提”（吉书，页117）。

　　有意思的是，日本展品及使团出现在1862年世博会时，因展品的东方异国风格与使团成员奇异的传统日本服装，很具有可看性和吸引力，引起观众的好奇。随后的巴黎与维也纳世博会上的日本展品，一样很吸引观众眼球，一度掀起了欧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日本主义”潮。但在实际的世博会展示空间分配及安排上，日本仍被欧洲诸强国视为“他者”，完全不能与列强平起平坐。而所谓的日本主义，无非为投合西方喜好，由日本方面刻意营造出来的格调。即便如此，仍是被西方观众当作猎奇用的低端的、传统的、遥远的异域风情。

　　相比欧美各国博览会的其他非西方参展者，日本可能是最积极的参展者和学习者。更重要的，日本或许还是一个最为成功的模仿者与追随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日本主动参与欧美万国博览会这样的现代视觉体制，逐步增加展品的现代性成分，同时不忘保留日本特色，将博览会会场视作战场，希望借这个符号和实体俱存的会展场域改善自我形象，宣传日本文化，学习西方，同时扩大邦交，打开产品销路，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和追求主权平等。甲午战争后，日本参加世博会渐有同中国争胜，希望取代中国代表亚洲，吸引外来投资，以及夸耀殖民统治和为侵略辩护的用意（吕书，页392-393）。只是，日本帝国的这种如意算盘并非总能得逞，像日本同英国合办的1910年日英博览会，日本希望通过此次博览会化解英国国民因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而导致的恶感，亦希望英国增加对日本及日本殖民地的投资，乃至贷款给日本。然而，英国官方对这次博览会的态度却不像日本那样积极，从开始就认定此会乃英日两国企业间的事情，非政府行为，且只对日本产品销英有助，对英国产品销往日本作用不大，故只给予形式上的支持（吕书，页171）。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兴起举办“内国”博览会的热潮。从1877到1911年间，日本中央政府共举办了六次大型的“内国劝业博览会”。相辅相成，日本还举行了数不清的中小型展示活动，如地方共进会和品评会等。截至1945年，日本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举办了总计一百五十四场的博览会。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一直在各种博览会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早期内国博览会的展品和观众，甚至不少是出自国家的强制动员。可以说，“博览会既是政府宣传积极政策的重要管道，也是形塑政治认同的场域”（吕书，页92-93）。

　　在日本举办的早期博览会中，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完全是为了文明开化或促进工业”，展品明显不同于参加世博会的日本主义风格物品。由初期的农产品和原料产品，逐渐向工业和技术产品迈进，希望由此展示日本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形象，而非西方认可的东方异国情调，且极力排除“炫奇”和“娱乐”色彩。但不像上层精英，一般民众对这种眼目教化并不怎么买账，对博览会的宏大意义和展示效果漠不关心。发端之时，他们对设置博览会的意图、向博览会提供展品和参观博览会之类行为并无清楚觉悟，即或是被动员或被组织去参展和参观，他们也“绝对不是以国家期望的方式接受博览会”（吉书，页127），只将其当作类似传统赛会那样娱乐和新奇兼具的场所，还有人将之当作是一种花哨演出，类似眼光亦出现在许多媒体的博览会报道中。此类态度和认识根本不像政府一再强调的近代化视线。一如吉见教授指出的，以上这些状况，显见明治政府与民众看待内国博览会的思维，存在很大的落差。然而，也正是博览会所具有的赏玩因素，使它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观众参与。

　　1900年后，日本在举办博览会时进行了纠正，积极将“观赏”因素纳入其中，日本的博览会开始向娱乐化发展。不过，最积极推动这个转变的并非政治和政府力量，而是商业与传媒的作用，尤其是百货公司、交通企业、媒体等力量。但这不意味着明治政府企图通过博览会灌输人民有现代性视野的企图遭到挫败，不意味着博览会作为现代化机制的角色已经被放弃，只是表明“现代化本身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吉书，页150），消费娱乐和创造商机成为社会最主要的追求，政府以前力主的意识形态，现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一样可以得到贯彻和执行。换言之，以消费和娱乐的方式来展示文化霸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教化，在效果上要远超强迫的灌输和暴力的规训。

　　另外，欧美博览会的帝国主义做法也深深影响到“好学生”日本。这不但体现在1893年后日本参加的欧美博览会上，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1903年之后的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上。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日本国力的强大，以及中日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逐步膨胀。到1930年代，日本干脆利用博览会进行军事宣传，将之视为入侵中国合法化的工具。过犹不及，不断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已远远超过博览会这个幻想机制的规模，来到一个毁灭性的地步”（吉书，页213）。筹备中的1940年日本世博会的最终停办，不仅意味着到1945年为止，日本事实上没有成功举办过一次真正的近代世博会（计划好的1912年世博会因财政危机和天皇去世流产），也暗示着博览会与帝国主义事业并不总是那么合拍。博览会有它超越性的一面，由博览会来展现法西斯的乌托邦愿景做法，不是常态。世博会的召开至少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与相对充足的经费挹注。

　　对于同日本帝国语言文化截然相异的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乃至后来的“满洲”来说，日本不仅将来自台湾、朝鲜和“满洲”的物品，甚至效法欧美博览会的“人种展示”，将一些原住民在内国或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也在内国博览会上为台湾与朝鲜设置专门的展厅，同时积极在台湾和朝鲜及“满洲”举办各式各样的博览会。自然，不是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展示的，也不是可以从任意角度进行展示的，“‘选择性展示’正是博览展示权力操作的具体表徵”（吕书，页394）。像台湾能够参加帝国日本博览会的展品，除了有可以衬托日本民族优越性的原住民，就是那些诸如茶、樟脑、糖等农产品和原料，因为这些物品又可以衬托日本先进的工业化（吕书，页397）。如此等等，在在表现出日本帝国博览会的实质，其本身就是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强化帝国认同的重要仪式，亦是夸耀帝国文治武功的重要舞台，更是揽镜自照与区隔内部“他者”的身份政治。矛盾的是，日本帝国如此热衷于展现殖民地台湾的文明开化形象，却无意与台湾人进一步分享“文明开化”后的果实，因为任何足以开化“台湾人”的举措，都会危及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吕书，页151）。

　　两书还都花费大量笔墨从观看角度，讨论观众对博览会和展示活动的回应。像吉书描述了日本民众对明治政府最初举办内国博览会的态度和参与心态，各界对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纷纭见解等；吕书则对台湾游客观看日本内国博览会及在台湾举办的各种展示活动后的看法，都有许多精到的分析，“观看本身即充满了权力的许可与运作”（吕书，页395）。即便如此，被动的观看者也有其主体性，他们的回应及表现同博览会展示的预设目的，确实存在很多契合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异，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比如博览会的观众，有些只是为了看美女，有些则是为了看风景，诸如此类。又如在1903年大阪内国博览会上，进行了台湾原住民、“支那人”等“野蛮人种”的展示活动，引发参观展览的中国留学生抗议，导致“学术人类馆事件”。类似状况正表明博览会本身是一个被公开演出的文化性文本，并非为中立的和去道德化的透明空间，存在着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对其进行观看、解释与表现的可能性，博览会的主办方和设计者无法垄断展示与观看的多维性，以及左右观众对展示的多种认知。

　　抑有进者，博览会亦承载和建构历史记忆，但承载与建构的同样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多半以线性时间来体现，展示的一般是辉煌过去，略过或干脆不提难堪往事；更不要说那些对抗性的历史记忆，根本不可能在博览会中得到展示。像在1970年大阪世博会日本馆的历史展示中，主题是“从明治到近代的飞跃”，但却删除了有关战争的记忆，只强调日本的经济奇迹（吉书，页222）。这样的取舍势必会对国民心态和公共生活构成影响。进言之，日本在台湾举行的博览会，多是为了纪念日本殖民台湾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像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博览会，即是为了纪念日本统治台湾四十周年。通过召开博览会进行纪念仪式和庆祝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节日，无疑是延续历史记忆和维系当前政制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可以大大增加有关记忆的神圣性和普及性，强化人们对其的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万国博览会的政治文化功能日趋式微，业已无法像战前那样影响同时代大众，而它作为独占性文化装置具有的商业作用，也日益被商品展览会或电视广告取代（吉书，页217）。如今，作为巨型大众设施，世博会的娱乐作用和吸引力也已经不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体育赛事和迪斯尼这类日常游乐场。饶是如此，万国博览会依然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一些国家依旧看重世博会所具有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功能，还是愿意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举办它。毕竟，作为一种视觉表述与宣传机制，世博会确实可以超越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限制，乃至种族、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畛域，为主办方、参展方、参展者乃至观众提供表达自己的舞台，让之借此推介形象、表现实力、招徕商机、刺激消费，还可建构自我、凝聚认同、动员民众、宣传文化，亦可建构与展示各种特色及特长，进而还可作为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上海世博会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