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财界对大企业的裁员还抱有一定抵触。当日产汽车的巴西籍CEO、被称为“成本杀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实施其庞大的裁员计划时，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曾苦言相劝。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万白领“下岗”，财界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构造改革”时代的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乐不知返。

　　但是，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之后，要阻止贫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社保体系其实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社保支付额度占GDP的比例仅为17.7%，虽然比美国略高，却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构造改革”，却首先拿本来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业费开刀，所谓“从容易砍的地方先砍”。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以2200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进而，2006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5年内进一步削减1.1兆亿日元(1兆=1万亿)的框架。这项被称为“安全网拆除工程”的事业，现在尚在进行中。

　　如此，几年下来，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

　　“下流社会”定型化的危险

　　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极大震动了日本社会：一是去年，北九州市52岁的患病男子，由于丧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纸“我想吃饭团”的遗书，在电、煤气都被切断的房间里活活饿死的事件；另一个是今年夏天，25岁的男性派遣劳动者在东京秋叶原街头挥刃乱砍，致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无差别杀人惨剧。事件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使人们在看到贫困其实不远，就在身边的同时，真切地认识到贫困的可怜与可怖。尤其是后者的反社会凶恶犯罪的性质，更使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虚拟的“左翼”向“右”急转的危险性。有迹象表明，这种担心绝非多余。

　　去年1月，“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职业者)出身的“失去的一代”(日本社会对25~35岁的年轻世代的称呼)自由作家赤木智弘在《朝日新闻》系学刊《论座》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舆论大哗，据说当期杂志比往常多卖了一倍。

　　赤木根据其自身长期作为派遣劳动者为生存四处奔波的“下流社会”的经历，为人们揭示了为什么身为贫困层的年轻人却支持活力门(Live door)的堀江贵文等新贵阶层，甚至对小泉、安倍这种一手制造了“格差社会”的保守政权也充满“好意”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谜底：“对我来说，年轻人的右倾化并非不可理喻。一个极单纯的道理：如果日本军国化，战争爆发，死很多人的话，社会便会流动起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希望如此。”“……我们这些低薪劳动者，被社会放任已10年。社会不但不曾对我们伸出援手，且骂我们没干劲，成了国家GDP的分母云云。只要和平继续，这种不平等便会持续一生。若打破这种闭塞状态的话，兴许会生发某种流动性也未可知。而作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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