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我国的“低保”)者为88万人，现已达150万人，为史上最高纪录；这个历来以高储蓄率著称的国家，零储蓄家庭从2000年的12.4%激增至2006年的22.9%；非正规雇佣者占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达33.5%，而在24岁以下的人口中，则超过50%；尤其是年轻女性中的一半多为非正式雇佣者，如果她们不结婚的话，几乎注定要与贫困为伍。

地铁中打盹的上班族

　　毋庸讳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的最大危机：贫困。而且，这种贫困，是干不干活都贫困，甚至是越干越贫困。诗人、评论家吉本隆明命名为“新贫困社会”，指出现状已接近战败初期的贫困时代：“近四五年，社会进入应称之为‘第二战败期’的阶段……干活、干活，可无论怎么干生活也难以轻松的实感，正在年轻一代蔓延”；这种状况导致人的心病陡增：“今天的日本，相当于产业革命时代的肺结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贫困，并不单纯意味着物质的贫困。在传统的日本社会，纵然暂时面临经济的窘迫，以家庭和地方共同体为依托，或尝试新的工作，或协助家业，从长计议，为将来重做打算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不仅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龄社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凋敝，使人孤独无所依，连从眼前的困境中举拔出来的支点都不具备，遑论明天——一句话，是一种毫无前途可言的浮萍状态。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关于自杀者数的统计：连续10年超过3万人；2007年为33093，比前年增加938人。据警察厅按自杀者遗书的分类、统计，自杀的理由依次为生计问题、工作环境、健康状态。而自杀者的年龄，则多集中于30多岁和60多岁这两个世代，一边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一边是刚刚退休，好容易喘口气，筹划“第二人生”的时候。对前者来说，年过而立，看破无论再怎么努力，状况也难以好转的残酷现实(客观上，多数劳务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30多岁就封顶)，只好断念；而对后者来说，退休后收入大减，自己的储蓄额和国民年金所能给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确，失去工作后“第二人生”的一筹莫展，加上对健康状况的担忧，构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惧的根源。

　　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远的不说，据日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到2007年的10年间，非正规雇佣者就增加了580万人，而正规雇佣者(正社员)人数则减少了371万人。如果是高增长的景气时期，经济规模本身在不断扩大，纵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劳动者，正规雇佣的正社员们也断无失去饭碗之虞。但今天，随着经济萧条的长期化，从政府机构到大企业，对“效率”的追求高于一切，定员定岗，订单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工资收入的上浮。相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为非正规雇佣者改善待遇，便等于堵死了“正规军”们薪酬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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