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文化发展历史上，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基于大量地吸收外国文明的精华基础上的，他们把这些精华加以消化，加上日本本身的文明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融会贯通，使日本的文化、经济、政治都与众不同。日本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现代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大力发展，此时的日本设计家试图将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观念照搬到自己的设计当中，却显得笨拙、生硬和肤浅。随着现代设计走向成熟，他们发现融合了日本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现代的设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设计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日本身份。在现代高科技工业冲击中传统并没有消亡，反而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作为精神支柱植根于日本现代设计理念中，使日本设计表现出独特的气质，成为别国无法取代的重大特征，是日本跻身设计强国的制胜法宝。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的传统精神

总的来说，日本的美学传统，重视细节，重视自然，讲究简单、朴素，讲究美学精神含义，构成了日本设计中的精神支柱。

永井一正把日本设计家分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龟仑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岚威畅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岗瑛子、浅叶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条乔支等。

第一、二代的设计家尽管各自风格相差很远，但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永井一正用几何框架勾画出一种特定的画面空间气氛，又着重具象的装饰性图形的研究和应用;早川良雄则用水彩、色粉等材料以透明且柔和的手法绘制招贴形象。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梦幻般的韵味，各种隐喻的图像间渗透着一种淡淡的优郁和诗意;田中一光对平面设计语言的运用有着独到之处，他对日本的字体和符号有着很深的研究，试图通过现代的方式将他们在招贴上重新加以诊释和表现，他强调设计的平面型和空间型，作品具有高度的秩序感和工整性，在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平面符号的独特魅力，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民族性又有典型的国际风格;中村诚则主要以摄影的手法进行设计，在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设计的系列招贴中，他以日本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揭示日本女性的美，选取最具日本风格的细节，以点带面，戏剧性地夸张处理，对肌肤、睫毛等细节的细枝表现，对画面朦胧气氛和色调的把握，使招

贴画面充满着一种东方的审美意蕴。

在第一、二代设计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龟仑雄策和福田繁雄。

龟仑雄策是日本被称为国际设计大师的第一人。他的画面具有强烈而又稳重的色调对比，对每一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细刻画，表现出日本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典雅而细腻的审美情趣。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以龟仑雄策有机会在全世界展示才华。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日本设计家开始确定他们的国际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为其他国家所熟知的平面设计师。他的作品被欧美设计家誉为“经济简洁又复杂多变”。他的设计风格幽默生动，设计思维既继承了日本传统中追求典雅的风格又反映了追求间接新奇的日本现代设计新潮流。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会贯通。力图以各种图形矛盾性的复合，引导观众产生设定的联想，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福田繁雄既深谙传统，又掌握现代感之心理学。他的作品紧扣主题、富于幻想，同时又极其简洁，并善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

第三、四代设计家则从摄影、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表现上的自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渗透着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设计作品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色彩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分离感和张力，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现与色渐变手法融为一体。他不但继承了日本文化中肃静、悠远、清雅、柔和的风格，还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实。提炼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内涵。以日本传统的空灵虚无的思想为精神根底，带有日本自古以来清愁的色调，追求其中浮现的优美

和冷艳的感情世界。

设计评论家厄尔(J. V. Earle)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

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

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

这在表面上指出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不无巧合地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着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曾经对日本民族精神作过较恰切的表述:“菊花与刀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①这同样体现在日本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中:日本的审美观念中充满优雅和谐的情趣又不乏阴郁和深沉的审美趣味;热衷于事物优雅的姿态和幽玄的意境又崇尚激越和狂热的情绪;敬仰崇高对象和悲剧精神，同时又爱好滑稽和幽默。日本的艺术可能简朴自然也可能繁复华丽，既平常又怪诞，既有抽象的浪漫精神又有现实主义精神。

从地理环境上看，这种文化精神的两重性与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提到:‘旧本地理环境中有三个基本因素对于形成日本文化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森林、海洋和农耕。’旧本多森林，植被覆盖面广，森林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森林文明使日本人祟尚生命之美。森林在不同季节变换的缤纷色彩和自然物千姿百态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寂静、闲适之美的感受，而且还促进了对事物色彩和姿态的审美敏感和对瞬间状态的留恋，日本美学中关于优美、和谐的审美观念，同森林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列岛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日本人对大海的冒险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勇猛好斗的征服性格和追求壮美的崇高精神。森林与海洋共存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自然把森林文化的优雅精神与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外，日本还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古代日本人对季节时令变化的敏感，也促成他们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

日本人的传统神道信仰使日本的传统艺术在崇尚自然外还带有特别干净、整洁的特点;而日本人对佛教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俭朴、单纯并且喜爱非完整、非规则的美学特点，精神上则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

日本17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高度商业化的江户时期，商业文化高度发展，形成日本人重视和喜爱奢华平面装饰的特性、喜欢商业修饰和大众化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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