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也常有贸易摩擦。前不久又因为中国出口日本的大葱、香菇和蔺草席与中国产生贸易纠纷，但这种纠纷从没有针对中国的大米。据说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米对日本市场没有任何威胁，从中国东北进口的大米占日本进口大米的70%，而是因为在日本劳动力价格越来越昂贵情况下，日本生产大米的成本实在太高，大米作为日本市场封闭的符号，也让日本很被动。所以现在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很流行把日本的优良稻米品种和技术带到中国去，指导当地的中国农民生产，然后经过精加工返销回日本。据说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购并了黑龙江、吉林和内蒙的多家稻米加工企业，全部使用日本制造的米加工生产线。看来稻米生产以后会成为“米文化圈”里这两个稻米大国的“友好”象征。

　　日本的“米文化”使稻米的生产者农民在日本社会里具有很好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日本家庭往往都习惯于从小给孩子进行“谁知餐中米，粒粒皆辛苦”之类的熏陶。在日本城市人的语汇里，也很少能够找到像“乡下人”、“土老冒”、“土的掉渣”那样的讽刺之语。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民在日本不再是穷人。据2000年农林水产省的普查数据，日本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81万日元，而东京都内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766万日元。农民在住房、车辆、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实际都高于城里的中低收入者。日本农民对老年生活也不用过多担心，因为“国民养老保险”使他们到退休年龄以后，每月可以领到10万到15万日元不等的养老金。日本农民的储蓄额也较高，2000年每家农户平均储蓄超过3 000万日元。当然，日本农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苦恼，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国外压力下政府调整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他们陷入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因为日本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不及美国农民的1/140，而劳动力成本又比泰国高近40倍，造成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要比泰国高出16倍左右。

　　很多的国外研究者都认为日本农民的富裕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资助。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也的确是全世界有名的。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民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

　　但实际上，日本农民富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致力于减少农民的相关政策。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几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1920—1930年代出生的农民逐步退休，日本农地的转让和集中出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高潮。小规模经营农户大量减少，经营面积在0.5公顷以下的农户由1985年的1 845 031户下降到了1998年的556 500户，下降了将近70%；经营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专业农户，从1985年的19 310户上升到1998年的41 350户，增加了近117%。

　　在1965－2000年的35年时间里，日本农民的减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1965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 200万人，农村人口为3 400多万人，还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到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降到382万人，占日本全国总就业人口的4%。

　　通过农外就业减少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通过普遍兼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日本农民致富的三大法宝。当然还有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但这补贴都转变成日本国民对“米文化”自愿地高价欣赏和不自愿也要缴纳的法定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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