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随着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深人，日本留唐学者日增。他们在中国期间与中国诗人作诗唱和，进行实际的文学交流。在史册上，日本人把留唐学者阿倍仲麿与李白相比，称仲麿为“日本的李白”。这些留唐学者带回汉文学的新鲜经验和汉诗文的表现形式，宫廷经常举行诗宴，君臣唱和，促进汉文学尤其是汉诗的兴隆。

　　在这种氛围下，汉诗集《怀风藻》（751）问世了。据记载，此前已有个人汉诗集《藤原宇合集》两卷、石上乙麿《衔悲藻》两卷问世，比如在藤原宇合的《尊卑文脉》中记有“器宇弘雅，风范凝深，博览佛典，才兼文武矣。虽经营军国之务，特留心文藻。天平之际，犹为翰墨之宗，有集两卷”，惟这两卷汉诗集已散逸，所以《怀风藻》是现存最古的汉诗集，也是首部具有明确文学意图而编纂的正式文学作品。它展示了日本上古时代汉诗的成果与汉文学的成就。

　　现存最古的汉诗是大友皇子的《五言侍宴一绝》，全诗写道：“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这首诗与中国六朝陈后主作《入隋侍宴应诏》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万年书”是十分相似的。

　　在日本汉文学史上，《怀风藻》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集子共收入120篇诗作，其中侍宴从驾34首，宴诗22首，游览17首，述怀9首，闲适7首，七夕6首，赠与6首，咏物5首，余为其他。大多属上层社交诗，在宴席上所作，以赞帝德帝政、颂物咏志为主。作者64人，均为天皇、皇子、诸王、官人和僧侣，无一庶民。其中18人兼为《万叶集》歌作者。作者清一色为男性，无一女性。

　　关于《怀风藻》汉诗的特色，从内容来说，诗的思想性颇受中国的儒、道思想的渗润，受佛教的影响较少。一方面，从儒家思想出发的诗，多赞颂圣德。还有许多从驾吉野或游吉野的汉诗，借《论语》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思想，乃至将“智水仁山”句，活用在诗作上。另一面，它更多地是接受老庄思想，表现在：

　　（一）使用了许多老庄的语句，比如：序文中的“道格乾坤，功光宇宙”之于庄子的“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大友皇子小传中的“天道无亲，唯善是辅”之于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

　　（二）摄取老庄的章句构思，比如叙自然而寄之于对仙境的憧憬，特别是以吉野作为仙境而赋诗。藤原宇合的《游吉野川》吟曰：“清风入阮啸，流水韵嵇琴。天高槎路远，河回桃源深。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葛野王《游龙门山》咏道：“命驾游山水，长忘冠冕情。安得王乔道，控鹤人蓬瀛。”从这类诗可以看出，诗人恍如“回桃源”，“入蓬（莱）瀛（洲）”，巧妙地描写了像《桃花源记》中那般幽玄的仙境之美和竹林七贤的幽居之心。

　　（三）宣扬道教隐士思想和无为自然观，比如越智广江的《述怀》曰：“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所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上述两类诗中并无直接借用老庄的语句，但已渐进老庄的神仙思想和无为自然的境界。

　　诗的内容涉及佛教者，只有两三首，且留下模仿乃至照抄中国诗的明显痕迹。比如释道融的“我所思兮在无漏”，就模仿了东汉张衡的“我所思兮在春山”句。

　　从诗体来说，以六朝《文选》乐府的五言诗为规范，《怀风藻》中五言诗占压倒多数，其中以五言八句为多，几占全集的三分之二。这是《怀风藻》时代诗体的基本定向。余为四句或十二句。因其时唐代刚盛行七言诗，所以只有后期收录七言诗七首。《怀风藻》的汉诗对句多，不含对句的只有两首，且多用押韵，也有平仄，但并不多。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诗人多学六朝古诗，也开始追赶初唐诗的新潮。其中的联句对其后日本连歌的形成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怀风藻》是日本的汉诗文发展的初级阶段。汉诗文的进一步完善与发达，则由下一个时代的敕撰汉诗文集来完成。但不管怎么说，《怀风藻》是集日本最古汉诗的精髓，也是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交流的滥筋，为上古日本文学大放光彩。

　　和歌与汉诗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汉诗集《怀风藻》问世近20年后诞生了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764—769）。从歌体的定型与否来说，日本上古原初歌谣的句数、音数都是不定型的，其后才逐步发展为音数定型为奇数五七调的短歌，以及长歌、旋头歌、佛足石歌等多种形态。长歌多在七句以上，最后统一定型为短歌形态。其原则：一是句数、音数从偶数到奇数；一是形式由长到短，且将短形式固定在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体。从万叶歌整体来说，是以短歌为主体，这成为传统的民族诗歌体裁，为了有别于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汉诗，故称和歌。可以说，和歌是日本的各种文学形态中最早完成的一种独立的形态，《万叶集》是上古和歌的集大成者。

　　从《万叶集》的题词、左注等可以推测，在其成书之前，已有私撰集或私家集存在，如《古代民众词华集》、《柿本人麿歌集》、《笠金村歌集》、《高桥虫麿歌集》、《田边福麿歌集》，以及山上忆良的《类聚歌林》等，但后世均已散逸。《古代民众词华集》收入了柿本人麿等有名歌人的歌，但大多是无名氏所作，见于《万叶集》中的约2300首，占《万叶集》总歌数的一半还多。其中很多歌是口头承传下来的，属于和唱的古代民谣格调，直率地唱出生的喜悦和爱的苦恼这样的古代普通民众的生活感情。据推测，在采集收录这类歌的过程中，通过交流和互相影响，创作歌的歌人也就成长起来了。

　　《万叶集》的题材和内容广泛，大致可以分为杂歌、相闻歌、挽歌三种。杂歌主要是羁旅、行幸、游猎、宴席时乘兴作的歌，咏四季自然的歌，对新旧都城感怀的歌；相闻歌以恋爱主题为主，合广泛的抒情赠答歌，在《万叶集》中这类歌占多数；挽歌主要是悼念死者之歌。简单可以归纳为：一是感受类，二是述志类，三是述怀类。万叶歌的形成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万叶假名的创造。万叶假名分为两大类：一是一字一音式的假名，一是借用汉字音训。汉语已开始被日语同化，这对于《万叶集》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汉诗的影响。编纂《万叶集》之时，日本盛行汉学和汉诗文，许多万叶歌人都兼作汉诗，因此，万叶歌体的规范是在汉诗五言、七言的启发和影响下，整合成五七音的形式而形成的。同时，歌人学习中国汉赋的反辞，在长歌之后添加反歌。反歌的产生，促使长歌式微而逐步让位于短歌，从而短歌成为和歌的主体。还有，歌的序和题词全部使用汉文，歌题以中国的汉诗为准，歌的分类则以中国典籍作为参照系。由此可见，万叶短歌的形成与中国的汉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万叶集》收入的歌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通称为“初期万叶”，又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包括最早的仁德天皇时代（313—399）的盘姬皇后《思天皇御作歌》，轻太子、轻大郎女的恋歌，雄略天皇时代（457—479）的《天皇御制歌》等，古风古调，保持了口诵时代歌谣的浓重痕迹，尚属《记·纪》歌谣阶段的歌，至舒明天皇即位以前，通称《万叶集》的歌谣时代或传承时代。后期，从舒明元年（629）至壬申之乱（672），日本以中国制度为参照系进行大化革新，此间诞生了万叶歌。主要歌人有舒明天皇、齐明天皇、天智天皇、中皇命、有间皇子、倭大后、额田王、镜王女、藤原镰足、石川郎女等，他们几乎都是皇族及王族、朝臣，他们的歌主要赞颂神权、皇权和宫廷的悲恋，与当时的皇亲政治和宫廷生活密切相联，大多体现出集团性的、神的世界的、叙事性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歌大多与皇室的事件和传承故事有关，比如舒明天皇时代（629——641）的《天皇登香具山望国御制歌》、齐明天皇时代（655——661）有间皇子被处死时作的《自伤结松枝歌》，以及天智天皇时代（662—671）围绕天智、天武天皇争恋额田王而作的歌，较具代表性。其后，以柿本人麿等人为代表，和歌创作走向专业化，歌人成长为宫廷歌人。这一时期是《万叶集》的孕育和诞生期。

　　第二个时期，壬申之乱（673）至迁都平城京的和铜三年（710）。这一时期，从上古歌谣的土壤中吸取养分的同时，歌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刺激，效仿中国宫廷兴起侍宴从驾、集宴游览的风尚，在新辟的贵族教养抒情场吟诗作歌，开始树立具有自我个性的抒情新风。从这里出发，有代表性的是天武天皇时代（672——686）的十市皇女的歌、持统天皇时代（687—696）的持统天皇的歌、柿本人麿歌群和藤原宫御井歌，以及当朝皇子皇女的创作歌，同时出现了许多比前期的天皇、皇后、皇子、皇女等身份低的宫廷歌人的独咏歌，内含不少四季行事的歌，有利于个人抒情歌的成长、季节感的形成和美意识的萌芽。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宫廷歌人是柿本人麿，他既是继承上古歌谣要素的最后一个歌人，又是开辟万叶长歌的最先一个歌人，他受到汉诗的启迪，整合五七反复音数律，固定末尾五七七句法，并附反歌的新的表现形式，为长歌的定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长歌形式在第二时期处在全盛状态。

　　同时期稍后的代表歌人高市黑人、长意吉麿与柿本人麿不同，他们没有创作长歌，而在短歌方面创造了咏自然歌和思乡歌，他们的叙景歌充满了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思乡歌则飘溢出一股淡淡的哀愁感，丰富和发展了文武天皇、持统天皇时代以来的从驾歌，使这些歌更具独特的个性和歌人的自我意识。在皇族方面值得注意的歌人有志贵皇子、大津皇子、大伯皇女、穗积皇子、但马皇子、弓削皇子等，他们的歌与前期的歌有一定的承传性和连续性，大多歌颂爱与死的主题，同时开始关心围绕这一主题的物语，出现了“歌语”的倾向，其传承流贯于整个万叶时代。所谓“歌语”，就是颂歌和与歌相关的故事，其后这种形式发展为歌物语。

　　从此，长歌和短歌兴隆，杂歌、相闻歌、挽歌等扩大了和歌的日素材，拓展了歌的多样性。同时，歌谣从雷同向富有个性的方向发展，从而完成了从古代歌谣到抒情歌、口头文学，再到文字文学的过渡，确立短歌形式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以柿本人麿等一批中下层宫廷歌人的创作歌群为标志，日本文学进入了确立日本民族诗歌的典型形式——和歌——的关键时期。

　　第三个时期，自和铜三年（710）迁都奈良平城京至天平五年（733），万叶歌的新时代是从这里开始的。神龟三年（726）出现了新的变革，日本和歌史上新旧交替，歌人辈出，著名歌人有笠金村、高桥虫麿、山部赤人、车持千年、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大伴家持等。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和歌虽然仍继承前期柿本人麿的宫廷赞歌的传统，但是，无论在赞颂天皇方面还是吟咏自然方面，都更多地注入主观的色彩，而且关注最富人性的生活，比起前期观念性的歌来，更多的是趋向主观的感受性，强化了歌的抒情性格。具有代表性的，比如笠金村的挽歌，没有因袭前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趣和技巧，抒发自己的感怀等等，在这一时期树立了与前期不同的新歌风。

　　更值得注目的是万叶歌走向多样化，譬如山部赤人的叙景歌的优美、大伴旅人的人生颂歌的情趣、高桥虫麿的传说咏歌的多彩形象和山上亿良的对人生的执著和社会的关心等。这一时期还有一特点，就是许多贵族知识分子接受汉学的熏陶，对汉诗文造诣颇深，受中国典籍的影响，以此作为创作歌的基础，个性更向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许多在和歌史上不朽的作品。尤其是在哀歌方面，悼念亡妻的歌更具丰富的个性。在山上忆良以后，和歌进入奈良时代，短歌有了长足的进展，占压倒性的多数。可以说，这一时期歌人的文学意识觉醒，他们的短歌完成艺术化、个性化，进入了多彩的时代，也是万叶歌的全盛期。

　　第四个时期，自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继山上忆良、大伴旅人之后创作歌的数量最丰的是大伴家持，他的歌日记，他与笠女郎、板上大娘等女性的相闻赠答歌，表达了纤细的感受，创造了非现实的心象风景，技艺达到了烂熟的程度。以笠女郎、坂上大娘为代表，女歌人辈出，她们以恋歌为中心，留下了许多秀歌，吟咏人生的哀与乐。其中尤以场上郎女最为活跃，她的歌以相闻歌、宴歌、祭歌居多，还创作了不少与大伴家族的赠答歌等。这时歌作者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皇族和宫廷歌人，而是扩大到庶民，比如东国地方歌、戍边歌，这些歌大多是无名氏创作的，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位置。

　　概括地说，《万叶集》各个时期的歌的变化，有其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在集团性的与个性的、神界的和人间的、叙事性的和抒情性的两者相克相融中展开的。从持统天皇时代至奈良时代中期的歌最多也最成熟，成为《万叶集》的主体。《万叶集》也确立了自身在民族抒情歌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稍早面世的汉诗集《怀风藻》一起成为奈良时代抒情诗的双壁，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