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

其后日本历史进入了由武家集团掌握统治实权的镰仓时代，并一直维系到明治维新之前，在此期间天皇与贵族往往成为盛大礼仪庆典中的华丽陪衬而已。

所谓武士道没有固定内容的道德规范和信条。所以，新渡户稻造曾写道“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格言”。在中世纪的早期，所谓武士道是暧昧不清的，大多数场合只是一些武士的行为准则与训令而已。武士道对天皇几乎很少提及，却要求崇信神、佛，并且大多是要求武士自我约束以及处理武士集团内部关系的条目。江户时代前期的《叶隐闻书》（1716年前后）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与随时赴死的决心，其余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些诀窍。该书的讲述者山本常朝就明确地说“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江户中后期，随着幕府推进以儒学为中心的文教政策，武士阶层开始广泛地接受儒学的影响，以至于使《叶隐闻书》长期无人问津，也使所谓武士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江户末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促使“尊皇攘夷”运动兴起，德川幕府黯然下台，西南各藩下级武士积极地投身并推动变革。所以新渡户稻造认为：“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

但是，明治初期新政府颁布了“征兵的诏书”（1872年）、“征兵令”（1873年）、“废刀令”（1876年），推动实施“四民平等”政策，使武士阶层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身份等级特权——作为武士而言最主要的特权是从事战争的特权。除了原来的贵族和明治维新中建功立勋者变成“华族”，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以及从事其他杂业的民众变成“平民”以外，武士全部变成了“士族”。所以明治时代民间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认为“所谓武士道不外乎是武士、即士族这个阶级（阶层）所具有的一种道德的立法，但是即使这种道德存在于这个社会，士族在当今社会里，无论在社交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存在了。只不过是在户籍上还保留着士族的名义……财富成为制约天下的大势力，可以断言二百万人的士族几乎都沉沦于下层。”

明治新政府急于消除原来武家专权的痼疾，由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1882年），宣称力求消除明治以前的“中世以来的失体”（即武家当政），命令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是“忠诚”、“礼节”、“武勇”、“信义”、“质素”等5条项目，名义上的所谓“武士道”一句也没有提，大体反映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因为真正原版的“武士道”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可是那个“主君”并不是天皇。

近代日本知识界对武士道也有各种疑惑和争论。因为进入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经历了西方化的急风暴雨式的洗礼，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个人权利意识、科学精神、市场经济观念以及民权思想的影响。对于简单主张绝对服从、抑制自我以及轻蔑工商业的武士道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至少在明治时代前、中期的日本社会，武士道几乎被人遗忘，甚至也未必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