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

渲染“神佑” 丧失理性

虽然古代神道忌避杀伤与血污，但是为了寻找日本独特的要素，有些传说非常夸张地渲染了日本军队受到了“神佑”，以加强武士道与神道之间的紧密联系。国学者丸山正彦在他1912年出版的《大日本者神国也》中说：“明治的军人继承维新志士的精神，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尊崇皇室，即深明尊王之大义……而且在敬神之事上，虽然明治二十年前后稍稍有一些疑虑，日清（之战）神佑赫赫。前线的桦山大将首先信服了黄海的神佑，参与实战的军人也一同承认神祗的存在。至于日俄之役的残酷程度也印证了神祗的威力所及，受到极大的承认，听说甚至是豪胆的儿玉大将在奉天之役（1905年3月日俄战争中在沈阳附近的最大的陆战——作者注），也祈祷神佑。在凯旋以后最为盛大的就是靖国神社的祭拜。”由此可见，至少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当时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对所谓的“神佑”特别当一回事。只是因为通过所谓的祈祷神佑而获胜，才开始了神道信仰。显然，这一方面是在为时刻面临伤亡的军人安慰、打气，另一方面又是向日本民众宣传日本军队因为“神佑”而战无不胜。当然这更强化了武士道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近代日本帝国两场大规模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虽然给日本的国家与社会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但是也导致难以逆转的趋向。其一是引起战败国民众的强烈敌视以及国际上对日本今后走向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其二是引发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其三是在国民中构筑了日本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并扩大了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而这也恰恰酿成了日本军部与青壮派将校日后跋扈的原因。近代日本帝国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以难以阻遏的蛮力奔向不归之路。

鼓动军民 “视死如归”

进入昭和时期，官方文件里很少直接明确地宣传“武士道”，这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上层对不太容易统御的武士道抱持一定程度的警戒心。就像1932年的“5·15事件”、1936年的“2·12事件”中右翼少壮派军官以“清君侧”为由，袭击了当时的政府高官以及财阀那样，武士道可能成为某些突发事件的催化剂。而大量宣传的是所谓以“天皇主义”为核心的“国体”理论与国家神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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