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一直比较关心中国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国际秩序。相对于中国在国际上面对的贸易保护压力，日本比中国有很多优势。从明治维新至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崇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被西方接受的，所以当时日本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受到的产品抵制，并非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上的差异。相比之下中国面对的局面要复杂得多。

　　黄海洲：从表象上看，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的可比性在于货币升值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问题和日本当时很不一样。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进展，中国金融改革落后。虽然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不同步，但人民币紧跟美元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由美国来主导，这不符合中国的需要。中国需要大力增加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汇率的弹性。中国的金融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缺少主动性，这两个不匹配通过金融链表现出一系列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施建淮：另外一个教训是，随着经济发展应适时转变发展战略。日本付出了10多年的经济低迷的代价，才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完成向消费社会的痛苦转型。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四。这种增长模式长期实行的结果造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改变维持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政策，通过扩大汇率的弹性让人民币顺其自然地逐步升值。

　　主持人：这十年间日本不良债权水平已经低于4%的水平，大银行是2.4%。它是怎么做到的？与中国政府采取的处置不良债权的手法有什么不同？

　　刘军红：日本的基本理念不像美国那样，美国是银行破产就让它破产，但是日本在破产案处理上，基本是政府先接管，然后再卖给外资或内资，就是说名义上是破产了，但是处理方式上可以维护金融稳定，维护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让金融链断掉。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淹没”不良债权。中国能不能借鉴？我认为借鉴不了，至少靠经济增长自然淹没这种方法是模仿不了的。

　　陈志武：靠经济增长淹没呆坏账，在我看来是典型的非市场逻辑在应用。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只要今天资产定价本身是反映今天的价值，这就是一种最合理的判断，今天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该今天破产。不要假想它某天会变好，但这恰恰是中国处理呆坏账时很典型的逻辑，总觉得万一哪一天好了，从天上掉下来几千万吨黄金，正好掉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就增值了。已经失败的企业如果不处置，既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剩下的企业资产无法得到更高效的使用，继续给这种企业供养资金更是一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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