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周报我们关注新冠疫情可能引发的全球饥饿危机，日本街头的“黑命攸关”抗议以及安倍晋三首相在接连不断的政坛丑闻面前的“痛感责任”。联合国官员呼吁警惕“饥饿大流行”

6月16日，联合国世界粮食署执行主任戴维·M·比斯利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迫在眉睫的饥饿大流行》一文认为，新冠病毒正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

比斯利写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让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并给世界各地的经济带来了冲击。现在，它也将引发一场全球饥饿危机。在与贫穷和饥饿的斗争取得几十年的进展之后，这一流行病造成的失业、供应链中断和其他经济混乱有可能将数百万人从粮食安全推向粮食不安全，并走向彻底的饥饿。国际机构及其会员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防止这种结果。否则，它们就有可能开启一个代价高昂、混乱不堪、饥饿和贫困加剧的时代。

新冠疫情以来，联合国方面频繁呼吁警惕大规模的饥饿危机。4月初，德国《世界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柏林办事处发言人鲁埃舍的话报道称，该组织担心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将引发大规模饥荒。4月21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中警告称，全世界每天有8.21亿人在挨饿，其中1.35亿人正走向饥饿的边缘。而新冠疫情将把额外1.3亿人推向饥饿的境地。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看到30多个国家出现饥荒。

5月12日，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里夫·侯赛因（Arif Hussein）接受《纽约客》（New Yorker）电话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饥饿状况每况愈下，2016年饥饿人口仅为8000万，到2019年底达1.35亿，激增了近70%。战争与冲突、气候冲击、经济不稳定以及三者的共同作用助推了这一困境，而COVID-19让本就糟糕的状况雪上加霜。

侯赛因表示，我们有足够的全球粮食储备来养活每个人。问题在于这些大宗商品的流动，在于我们如何把食物从产地运到需要它的地方。在人道主义领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商业供应链必须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是世界经济的命脉，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商业供应链无法运作，人道主义供应链也无法运作。

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侯赛因认为，通过封锁抗击疫情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政府在进行封锁的同时，必须确保能够帮助处于封锁状态的人口。只有这样，人们才不必在忍受饥饿和冒险外出谋生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另外，各国政府应该走到一起，共同保障生x存必需品的供应链稳定。经验一次又一次的表明，出口禁令、进口补贴之类的事情发挥的作用往往适得其反，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让你的邻居挨饿从来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你依赖他们。因此，在现在的全球范围内的各国政府需要协调的政策。最后，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保障非洲农业中心的生产。如果农民不能到田间收割或播种，或者种子或化肥运不进来，如果生产受到影响，那意味着尽管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明年它将造成实际的短缺。

而在6月16日《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比斯利补充道，由于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现有危机，到今年年底，除了遭受严重饥饿的人口可能几乎翻倍，根据全球改善营养联盟的估计，另外3亿人将由于饮食中缺乏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营养不良。

比斯利认为，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最严重的破坏将发生在最不具备应对大流行病后果能力的低收入国家，如饱受战争蹂躏的也门和叙利亚、遭受极端气候的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但是，那些在疫情爆发前自诩具有活力、经济不断增长的国家也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痛苦。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南苏丹和赞比亚；那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如冈比亚和约旦；还有一些国家，如海地和尼泊尔，移民寄回家的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很大比例，国家封锁已经削减了这些部门许多劳工的收入，而扩大限制将造成更大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这些限制没有伴随着社会安全网的扩大。

比斯利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8%，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率为0.1%。全球经济如此大规模的收缩将对世界各地的穷人造成损害。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指出，GDP下降5%将使8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多的粮食安全和饥饿。下降10%将使1.8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比斯利认为，饥荒通常不是由于粮食短缺，而是由于恶性通胀导致的价格飙升或供应链崩溃，导致某些地区无法获得粮食。这一流行病破坏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粮食和其他重要商品供应链。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供应链还在不断发展，但是现在，把一个国家生产的东西运到另一个国家并不容易。这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地进口大约4000万吨谷物，以填补当地粮食生产的缺口。

在短期内，人道主义者最忧虑的是如何把食物送到那些面临饥饿危险的人手中，在包括叙利亚、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10个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超过100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从长期来看，这一流行病可能导致多达35个国家出现饥荒，包括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和海地。

近1亿人已经得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帮助，其中大约3千万依靠世界粮食计划署生存。该机构的分析人士担心，如果没有这些援助，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全世界每天将有30万人饿死，其中大部分是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和冲突一样，粮食危机会滋生不稳定。难民越过边境，在某些情况下，将本已脆弱的地区变成潜在的引爆点。该机构的研究显示，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饥饿人口每增加1%，就会有2%的人口移居国外。

自二战以来，世界还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全球危机。几千万生命危在旦夕。这一流行病有可能破坏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这些进展使数百万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发达国家中有许多已经通过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提振了本国经济，它们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援助应该来自更多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国际组织通常的顶级捐助者。例如，国际贷款机构应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强化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安全网。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辛勤工作的小企业经营者——旅馆经营者、店主、导游和出租车司机——已经完全失去了生计和养家的能力。

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在一些援助下注入现金，以帮助家庭度过危机。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与苏丹过渡政府合作，帮助加强其家庭支助方案，以保护有可能陷入赤贫的人。

防止饥饿大流行并帮助消除贫困和饥饿，不仅需要对社会保护进行公共投资，还需要私营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农业等部门的公私伙伴关系采取更大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项联合研究计算出，每年增加2650亿美元的投资——仅占世界预期收入的0.3%——就可以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和饥饿。这似乎是一笔巨款，但富裕国家、机构和个人都有能力动员起来。

比斯利最后写道，COVID-19大流行可能导致饥饿人数急剧上升，这令人忧虑甚至恐惧，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他经常不得不呼吁世界领导人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使命，而他们通常会加紧提供帮助。例如，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捐款从每年不到2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30亿美元以上。世界粮食计划署迫切需要这种慷慨，以及支持人道主义事业的纳税人和捐助者的慷慨。近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现在不容放弃。

日本街头的“黑命攸关”与首相的“痛感责任”

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歧视运动除了在美国引发动荡之外，全球多地也有民众响应这场大规模的示威。在刚刚复赛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许多球队的球员们不仅单膝跪地，表达对种族主义的抗议，他们的球衣背后的姓名也改成了“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外交事务》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及随后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并迫使当权者们审视并改革现有制度，以更好地对抗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新西兰、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对殖民时代的清算也一应出现。

在一向对多项政治议题都颇为“冷感”的日本，弗洛伊德之死却也同样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抗议。早在六月初，东京和大阪等地就出现了反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尽管日本警方事后报告称遭遇暴力执法的库尔德男子是由于不配合警察，拒绝出示驾驶证明并将车辆开走，但视频资料显示该男子的确遭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

尽管在东京街头的抗议起于外来移民对于警察对当地库尔德人执法粗暴的不满，但这股势力似乎很快和国际上如火如荼的黑命攸关抗议合流，形成当下反种族主义抗议行动的又一股力量。

据《日本时报》（Japan Times）报道，参与早先一轮示威的日本民众表示，在日本，“种族主义是每个人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大阪，还有日本民众举着标语牌，上书“黄种人也支持‘黑命攸关’”。而除了声援库尔德男子的示威之外，另一波游行则更为直接地响应了“黑命攸关”运动，一些在日非裔美国人表示，他们担心由于自己的肤色而遭到身边人的区别对待，因而选择不再躲在电脑屏幕背后，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场运动并没有在六月初的周末抗议之后便在日本销声匿迹。6月14日，“黑命攸关”继续在日本延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东京街头，超过1000名群众继续发动示威，声援这场运动。在东京的代代木公园，以年轻人和外国居民为主的示威人群聚集在一起，表达了对种族主义的愤慨。一位居住在横滨的示威者表示，这场运动对日本人来说似乎是纯粹的隔岸观火，但自己不希望看到这场运动仅仅变成是“对受害者的怜悯”。

在最新一轮示威之前，日本的NHK也卷入了“黑命攸关”的风波中。这家权威媒体此前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动画视频，主角是一位“典型的”非裔男子，他向观众解释这场运动起因是贫富分化。但很快这则视频就收到了许多批评，一些网民表示视频并没有解释弗洛伊德之死背后真正的社会根源，即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反而模糊了焦点，用贫富分化来解释这一系列抗议运动。日本网球运动员大阪娜奥美随即在推特上回击这则视频，美国驻日大使馆也对NHK表示异议。最终NHK删除了这则视频并公开道歉，强调人权是该机构一向强调并坚持的准则。

街头抗议四起，而刚刚从新冠疫情封锁状态中逐步恢复正常的日本，其政坛也多了不少焦点话题。此前，安倍晋三首相的防疫政策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使得疫情在本国恶化，但安倍晋三发放的布口罩一度成为网络上热议、讽刺的对象。而就在上个月，虽然举国大体处于疫情封锁期间，但安倍的亲信、时任东京检察厅黑川弘务却聚众赌博，与他一起违反当局规定并参与赌博的还有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记者们，黑川最终也因此引咎辞职。此前为了黑川能够继续在任，安倍晋三甚至为提高检察官退休年龄一事大开绿灯。但疫情期间黑川引发的舆论骚动，也让安倍晋三成为众矢之的。

安倍晋三的民调由于疫情和政坛丑闻等原因日趋低迷，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18日，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及其妻河井案里因贿选被批捕。据报两人在2019年的参议员选举中“买票”。据共同社报道，与黑川聚众赌博一事之后一样，安倍再度摆低姿态，表示“痛感责任”，并向公众致歉，但称河井夫妇贿选案是“正在调查的个别事件”。

然而，首相的低姿态却引来了更多的批评，因为这种低姿态更像是搪塞责任的敷衍做法而已。安倍第二度担任首相以来，属下的官员因为失言和丑闻辞职乃至被捕的不在少数，几乎每次安倍都会致歉。但共同社引述学者观点指出，安倍只是致歉，并以此作为承担责任的唯一行动，却从来都没有更加具体的措施，让不少民众感到失望。河井夫妇贿选案引发了在野党对于安倍政府的一直讨伐，但鉴于自民党的独大地位，即便安倍民望走低，在野党也难以撼动执政党的地位。

事实上，从街头的“黑命攸关”抗议以及社交媒体上对于黑川一事的强烈反弹，日本民众似乎不再对政治议题冷漠以待——尽管动员和参与其中的民众仍然属于少数。另一方面，日本当局在对待热点政治议题时仍然以冷处理的方式对待，这既可以看出当局并不需要做出积极应对来回应民意，但也可能是因为安倍晋三漫长的第二任期使得整个政权的运转已经陷入惰性主导的傲慢之中——黑川和河井等人这种牵涉“政治和金钱”的丑闻并不少见，也很有可能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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