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世东， 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 日本史研究者。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对于经常去日本的人，除了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以外，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1000日元的纸币了，但是印在1000日元上的这个人和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比起来，就有些令中国人陌生了。很多中国人好奇，这个印在1000日元上的，叫野口英世的男人，既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指导日本走向近代的思想家。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印在1000日元之上呢？

小山村里的残废问题青年

1876年11月9日，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在日本东北地区的福岛县深山里，一名男婴降生在这座叫磐梯山的一户姓野口的贫农家中，日本的东北地方气候苦寒，而且资源贫瘠，这户人家更是贫穷之至。男主人野口佐代助给这位降生的男婴取名为野口清作，或许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男婴的英名最终会传遍世界。

或许是因为贫穷的生活始终看不到希望，野口佐代助变成了一个终日饮酒的懒汉，很少管理家事，每天都喝的醉醺醺的。然而清作的母亲却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日本女性，每天为了农活奔忙，还做了村里的接生婆来贴补家用。在野口清作3岁那年，母亲把他放在地炉旁取暖，自己到田里工作，而野口却不幸掉入炉中。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左手手腕渐渐萎缩变形。

因为身体的残疾，野口清作常常受到歧视与欺负，但他却不服输而励志向学，入小学之后他的成绩一直十分优秀。后来他还成为当时学校的代课老师，代替老师站上讲台讲授课程。在恩师小林荣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了高等小学。在高小期间，野口不喜欢谈论自己的父亲、家境和自己残疾的左手，压抑的情绪使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他经常会因为别人的有色眼光而大打出手，可野蛮的行径不仅没有让他的心情转好，反而让他心里的阴影越发严重。

有一次，清作在作文中将自己从小因左手伤残一直受到同学们嘲笑的辛酸写了出来，受到强烈震撼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全校倡议募捐为清作治手，居然凑足了手术费，于是，便到若松市请有名的外科医生渡部鼎为清作开刀治手。手术获得了成功，清作的左手五指能分开拿东西了。渡部医师高明的医术让野口钦佩不已．于是他心中暗自决定，将来自己也要投身医学事业。

读完小学后，野口家已经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他征得小林荣老师的同意，到渡部医生那里去当学徒，他要靠自学去考医生的资格。所谓学徒实际上是勤杂工，白天哪有时间看书?他就利用夜里拼命攻读英语和德语的医书，其紧张程度比衡水中学的应考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读书中他知道了法国有一位叫拿破仑的将军。野口深受其鼓舞，以“拿破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做口头禅。

1896年渡部鼎的友人，东京高山齿科医学院干事血胁守之助医生来若松出诊。一天晚上血胁来渡部家，偶尔见到药局学徒野口清作目不斜视专心阅读病理学外文原著，感到非常惊讶。当知道这个20岁青年的外语只是在传教士和中学教师帮助下自修的，尤为赞赏当即向他提到如去东京学习，愿予关照。正愁深造无门的野口清作便向小林荣老师、渡部鼎院长和亲朋好友求助，在凑足了路费之后，野口清作在家门口的门框上刻下“志を得ざれば再び此の地を踏まず（如不得志，此生永不回家）”的一行字后，前往东京深造。

从勤杂工到大学讲师

清作来到东京后，先找了个住处，为通过医生考试拼命用功。考试分前后两期，前期考试清作一次性合格。可是他带来的钱交了住宿费后便身无分文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到高山齿科医学院去投靠血胁医生。某得了一份在医院当勤杂工的差事。其后，清作白天在医学院干活，晚上到一个德国人那里去学德语，血胁先生还从工资中拿出钱来叫他到医学补习学校听课。一年以后，清作参加医生资格后期资格考试考取第一名。

这时刚好高山齿科医学院缺少病理学、药物学的讲师，血胁守之助推荐野口清作担任了这两门课的讲授。一名小学毕业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居然当上了的大学讲师，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闻。这位野口英世讲师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博学，对于法语、英语、德语等运用自如更是折服所有人。

然而野口的事业不会一帆风顺，当了一段时间的讲师后，野口来到了当时日本细菌性巨擘北里柴三郎的实验室做助手，然而那个实验室都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精英。学历过低的野口在那里遭受了许多白眼和排挤，颓废的他开始酗酒和闹事。不仅没有什么研究成果，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血胁守之助看到这一切很心疼，觉得不能让这个青年就这么完了，硬是从别人那里借来300日元，希望他去美国深造，离开这个令人不快的环境。深知血胁先生家境的野口清作感动得大哭。此时野口正好读到读了坪内逍遥的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发现书中出现的医学生野野口精作，本来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但由于放荡堕落而贻误终身。英世觉得精作的行为与自己有些相似，受到很大震动，于是产生了改名的念头。改名英世，意思是要使自己成为世界医学界的英雄。而他小学的恩师小林荣先生也拿出夫妇养蚕挣的200日元，做他的旅费。那时是1900年12月，野口英世才刚刚24岁。

冷落与争议声中的医学家

1900年，野口英世来到了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助手的工作。野口选择从实验诊断学着手，开展血清学的研究领域，最后发表了毒蛇实验的成绩。震惊了美国医学界。四年之后，从欧洲留学回来的野口进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负责血清学的部门。他所从事的梅毒病原体的研究工作，使人类免于性病的危害。

他最先从因患梅毒而出现麻痹症状的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分离出梅毒病原体，并完善了瓦色曼氏反应的技术和理论，改进了检验梅毒的瓦色曼式皮肤试验；他还培养出奥罗亚热的病原体，设计出培养过去从未在试管中生长的微生物的方法，成功地培养了梅毒螺旋体；他还深入研究了脊髓灰质炎、沙眼以及黄热病疫苗和抗血清。

1908年，三十三岁的野口英世更加热衷于研究与著述了。他为了编写《毒蛇和蛇毒》一书，白天在研究所从事研究，晚间则完全用于著述，每夜只有三、五小时的睡眠，并且彻夜撰稿也是常事。1909年，《毒蛇与蛇毒》一书终于出版。以后，他把研究蛇毒及血清学的四篇著作，作为请求学位的论文送给京都帝大医学部。京都帝大不得不打破常规，破格地在1911年2月21日授予野口英世以医学博士学位。这是日本史上第一位没有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获得博士学位。

1911年8月野口发表了《梅毒螺旋菌纯粹培养成功》，这篇论文使他的名字轰动了世界医学界，野口成为了梅毒研究的权威。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小儿麻痹的特定病原体及狂犬病的特定病原体等辉煌成果。他先后有三次机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最后一次的机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错失，此时这位轰动世界的细菌学研究者才年仅35岁。

1913年9月，野口英世从纽约出发，先到法国。后由法国转道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第八十五届德国科学大会和医学全会。这时欧洲各国报纸竞相登载关于野口博士的事迹与肖像，不惜以最美丽的词藻赞美这位出生于日本的大细菌学家、大医学家，以表示欢迎。9月22日、23日连续两天的全会上，野口博士发表了三次特别讲演，讲演内容是：一、梅毒螺旋状菌的纯粹培养；二、麻痹狂和梅毒的关系；三、狂犬病病原体的培养。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大发现。大约四千人的会场里，不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热狂地赞赏有时竟打断了发言。场内外的人们为一睹这位流利运用英、法、德语的日本博士而为最大荣幸。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野口热”。

在美国度过了十五个年头野口无时不刻思念着日本，在与母亲的一次通信中，信中提到，野口儿时住过的院子，如今已是破败不堪。这些让野口的心中燃起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尽管这个时期，由于野口英世的不辞而别和对北里柴三郎的抨击，日本本土的医学界的并不认可野口所取得的成就，但他思考再三，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排除万难，返回祖国。

1915年9月，野口回到了祖国。他乘坐的客轮刚一靠岸。他就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许多人举着条幅和照片夹道欢迎从美同归来的野口。据说野口回到以前住过的村子时，村民们欢迎野口的热情近乎癫狂，彩旗飘舞，礼花齐放。与此同时，日本医学界对野口的归国却反应平淡，这与民众所表现出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甚至没有派人拜访野口，也没有邀请野口参加任何学术会议。经过三个月的“冷宫”岁月，野口愤然回到了美国，从此，他便再也没有回到过日本。

日本医学界的冷落，以及他的研究一直倍受争议，让刚刚回到美国的野口倍受煎熬。他多次宣称与日本学术界划清界限，痛定思痛，开始认真反思。他决定要继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去挑战那些更困难、更危险的医学难题。

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接下来的几年里，野口一直致力于黄热病、奥罗亚热等医学难题的攻关，他在1928年时宣称自己已经分离出沙眼病原菌并在猕猴身上得到了印证。可是，按照野口的方法，其他科学家通过试验并没有得出与野口相同的结果，于是世界医学界和微生物界对野口的研究结果纷纷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野口分离“病原菌”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若想按照传统的分离方法解决这一科学难题，简直是天方夜谭，至此野口的对沙眼病原体的发现几乎被彻底否定了。

野口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只能把最后的赌注押在黄热病的研究上。当时野口英世已经患上了心脏衰弱、糖尿病，再加上那地方在赤道正下方，酷热难耐，人们都劝他留守，换个人去，而他却说：“我什么都不怕！我生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干事情，迟早会死，在死之前，我除了研究别无它事！”就这样，1927年，51岁的野口英世带病出发了。于是，他不顾自身染病的危险，亲赴非洲开始研究黄热病，而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在他到达非洲后不久，他便宣称自己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原，而他的草率最终自酿苦果，因为他所拿到的不过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本，在众人的非议下，野口近乎彻底绝望了。

不久后野口英世自己就得上可怕的黄热病，然而他根本就不想停止研究，他的助手硬是把他送进病院，住院期间他还在继续研究，但是他身体情况每况愈下，1928年5月21日，细菌学者野口英世与世长辞。他为黄热病的研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野口死后，根据他的遗言，他拒绝回到祖国日本安葬，以示对日本学术界对他冷嘲热讽的回应。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纽约，他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行字“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或许这就是那位始终奋斗一线的细菌学家人生的最好诠释。

然而野口去世后，围绕他身后的争论才刚刚开始。对于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当时日本主流学术界认为野口英世是一个生活落魄、特立独行的人，他背叛恩师，有巨大的性格缺陷，因为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完完全全不爱日本，死后也葬在美国，不配享受日本博士的头衔。还有人攻击他还自私自利，邋遢，特别是在借钱和花钱方面，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细菌学教科书中都没有野口英世的名字，直到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深深地被野口英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历时八年时间追寻野口英世先生的足迹，为其立传。1980年，渡边淳一为世界级细菌学家野口英世做传的传记《遥远的落日》出版，这部作品以考据的翔实和写作的功力为世人称道。该作毫无粉饰地再现了他克服出身贫困及左手残疾的不利条件，立志医学事业，以“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其在世界医学界中的地位的人生转迹。这部渡边淳一创作过程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

此后野口英世才重新为日本所发现，渡边淳一的著作不仅打动了每一个日本民众，更是促使日本政府反思之前对野口的种种行为。二战结束后民主化的日本政府认为，野口英世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奋斗精神，是日本民族根性的体现，也正是无数这样的人不懈奋斗，日本才能从小小的岛国变成东亚的大国，才能从战后的废墟中完成重建，野口英世的格言“忍耐は苦い。しかし、その実は甘い（虽然忍耐是痛苦的，但是其果实是甘甜的）”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本质，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继续砥砺前行。虽然其人格存在一定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其作为日本之国宝的地位无可动摇。他的人生正好折射出了日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正是无数日本人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才有了日本发达的今天。所以2004年，野口英世取代了之前的夏目漱石，出现在了日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千元钞票之上。

生前被祖国排挤，死后却成为日本的国宝，印在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元之上。这位宁死不肯再踏上日本国土科学家如果泉下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